论文摘要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规划纲要、“十五”规划纲要与“十一五”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协调区域经济是一个国家实现可持续、高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目前,在学术界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还没有形成权威、规范的定义和判断标准,但结合中国的实际,加快落后地区发展,赶超并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集聚和增长相互促进的关系已经在理论界得到广泛证实。但是,需不需要协调以及如何协调等问题一直没有形成共识。城市是集聚经济发展的产物,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在于城市集聚会产生溢出效应,而溢出效应提升了创新能力。所以,城市化反映了经济增长水平,城市化水平的差异反映了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中国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仅从单方面研究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的关系还远远不足以解释现实问题。中央多次提出加快城镇化发展,把城镇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以推进城镇化带动区域协调发展。但是,如何推动城镇化发展也没有得到很明确的解释。本文试图从理论上解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性,通过分析城市化、集聚增长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关联机理,探索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本文以系统观为指导,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相结合,研究开放状态下区域差异形成的原因以及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试图以城市化与集聚、扩散的动态互动效应为基础,通过产业格局和空间格局的演变机制,再结合政府宏观调控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长江三角洲实现不连续点经济协调发展的成功经验中找到规律,多目标、多视角地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条件和路径依赖。具体而言,本文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通过对城市集聚、收入差距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最后通过计算机模拟得出结论：集聚产生的经济差距和增长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城市集聚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非常显著,但是通过资本溢出带来的技术转移和本地“干中学”效应可以加快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缩小与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该结论给我们的启示是：两地区距离遥远或者相对封闭时,资本溢出效应很小甚至为零,这时候收入差距与城市化水平有关,城市化水平高的地方收入也高。当处于经济一体化状态下,资本自由流动并且完全溢出,这时两地区无收入差距。如果前提条件是两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不相同,可以通过调节溢出程度来降低收入差距到某一位置达到均衡。结合中国的国情,要协调区域内部的差距,可以通过一体化的空间调整机制,例如城市群的组团发展,增加彼此溢出效应。如果是实现东西部区域之间的协调,一方面加快西部落后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提高城市集聚功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增强自身的“干中学”效应和对外来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另一方面加强东西部之间的经济互动,通过产业转移和要素流动促进溢出效应向远距离的落后地区传播。(2)本文构建一个以城市化为动力,以集聚-扩散机制为基础,以产业结构调整和空间结构调整为路径的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框架。一方面,城市化发展与集聚-扩散机制密切相关,城市化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必然引起产业转移,影响其他地区的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城市化发展到高级阶段会引起城市体系变化,产生城市群,整个城市群作为集聚中心能够产生更大的辐射范围。通过城市群网络体系的形成,进一步加强区域之间的沟通和联系。政府调控是为了保证所有机制顺畅运行,加速协调发展的进程。(3)本文从动态角度分析,城市群一体化是在通信一体化、空间一体化、政策一体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动力主要来自于微观的集聚和扩散效应、中观的产业发展和区域分工、宏观的政府协调和推动以及科技进步和环境改善。本文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区域工业化和区域城市化是一体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府、FDI、科教、环境、物流是影响城市群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因素。空间相关性分析也证实了相邻城市之间存在互相影响和集聚发展的趋势。此外,本文还总结出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模式：在城市化发展初期,区域内部的发展差距很小,但是整体发展水平很低,随着城市化发展,中心城市快速崛起成为区域增长极,内部经济差距扩大,而整体发展水平提高,这一阶段可以看作是非均衡发展时期,当城市化发展到高级阶段,城乡一体化、产业一体化、空间一体化趋势逐步形成。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建立模型说明城市集聚、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联系,从而为以城市化为主线,通过集聚-扩散,资本溢出、城市体系演化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实现区域之间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2)尝试通过城市化为桥梁将产业和空间这两个相对独立的研究体系纳入到同一个分析框架中。(3)详细论述了如何通过城市化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将城市、城市群的扩张与增长极理论与现实应用结合起来,探索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