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已经证实：源于一个国家的技术知识能够越过国界对其他国家的技术进步或生产率增长作出贡献,这通常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按照这种观点,进口贸易已经被视为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之一。然而,由于嵌入或物化于可贸易商品和服务中的知识或技术往往是相对复杂的,进口贸易中的R&D溢出并非是一个被动和自动的过程,其溢出效应的大小尚取决于由东道国人力资本等因素决定的吸收能力的大小。本文的主要目的和内容即是对进口贸易R&D溢出中人力资本的角色进行考察和分析。在理论研究部分,本文在一个北南贸易的开放经济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来刻画和分析从北方向南方的技术溢出的发生机制和人力资本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模型的结果表明,南方的人力资本对其经济增长既有直接效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增加,将有更大比例的人力资本被配置于研发部门,从而提高南方的稳态增长率；也有间接效应——南方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也会提高南方对北方R&D溢出的吸收能力,由此而间接促进南方的经济增长。模型还发现在南方人力资本的这种间接增长效应的发生机制中,存在着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在接下来的实证研究中,与大多文献采取的在线性模型设定中对人力资本在进口贸易R&D溢出中的角色进行检验的研究路线不同,本文运用1996-2007年我国省际面板样本,以一个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对进口贸易R&D溢出中人力资本的角色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以总平均教育年限度量的人力资本在进口贸易R&D溢出中起着显著的正门槛作用,因而当一个区域拥有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时,R&D溢出效应确实变得更强。我们也使用高等教育平均教育年数、中等教育平均教育年数和小学教育平均教育年数作为吸收能力的替代指标进行我们的模型分析,结果发现分别以高等教育平均教育年数、中等教育平均教育年数度量的人力资本在进口贸易R&D溢出中起着正门槛作用,这两种类型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从技术溢出的正外部性中能够获得更大的学习效应,以二者度量的吸收能力有助于一个地区充分利用在发达国家开发的技术和知识；而小学教育人力资本起着负门槛作用,小学教育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从技术溢出的正外部性中获得的学习效应反而更少,它对进口贸易R&D溢出的发生起着逆向的抑制作用。因而我们的结果进一步表明,在进口贸易R&D溢出中,不光人力资本的总体水平是重要的,它的构成同样是重要的。这还表现在就进一步提高进口贸易R&D溢出效率的潜力而言,不同层次人力资本所扮演的角色并不相同,其中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潜力最大,总平均教育年限次之,中等教育人力资本最小,而小学教育人力资本的作用方向则是相反的。考虑到我国某一省份经由进口贸易渠道直接获得的国外技术知识还有可能再次向其邻近省份进行扩散和传递,本文为此提出了进口贸易R&D二次溢出这一较为新颖的概念,开发了一种对进口贸易R&D二次溢出变量进行测度的办法,在此基础上对人力资本在进口贸易R&D二次溢出中的角色进一步进行了经验考察。我们的这种扩展研究发现,各类人力资本变量在我国跨省域的进口贸易R&D二次溢出和在直接来自国外的进口贸易R&D溢出中所扮演的门槛角色是大致类似的。但就进一步提高进口贸易R&D二次溢出效率的潜力而言,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潜力此时不再是最大的。这说明相比外国技术知识由国外向我国境内的直接传递而言,其在我国不同区域之间的二次传递所要求的人力资本的层次似乎已经有所降低。最后,研究进口贸易R&D溢出中人力资本的角色问题不能忽视对线性和非线性模型的适宜性进行评价和判断。我们的实证结果十分清晰地表明,人力资本在进口贸易R&D溢出中所起的作用采取的并非简单的线性形式,因而非线性模型应该比通常的线性模型更适宜于用来进行进口贸易R&D溢出中人力资本角色问题的研究。这是我们在为研究进口贸易R&D溢出中人力资本角色问题而设计模型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