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金融系统的发展可以通过促进资本积累和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其中尤以金融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至关重要,而金融市场的基本职能就是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中,资本相对稀缺,资本的有效使用即资本配置效率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而言,至关重要。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资本配置效率与金融发展的关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是：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金融发展促进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的作用机制,以及我国金融发展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回答我国的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资本配置效率的问题,并提供政策建议。首先,本文运用理论分析和模型推导,分析经济增长模型中所展示的金融过程,论述金融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在早期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金融只是通过促进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金融通过影响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和资本的配置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尤其是资本的配置效率对长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收集信息、筛选投资项目、分散风险、监控企业、促进创新和新技术的应用以及促进人力资本的投资等途径促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其次,将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投资率与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和中国香港地区的相对高速增长时期的情况作比较分析,并以边际资本产出比率(投资效果系数的倒数)测度资本配置效率,从总体上评价我国改革开放来的投资规模和资本配置效率变化情况。与其他国家的相对高速发展时期相比,中国的投资率并不处于最高水平,同时除个别年份外,大多数年份的资本配置效率也并不低。但是自2005年以来,投资率的高企和资本配置效率的下降开始同时并存,亦即我国自2005年以后近几年的高速增长是在资本配置效率下降的情况下,依靠投资规模的扩大来拉动的。第三,以投资效果系数测度资本配置效率,选取30个省1991-2008年期间的年度数据,构建包括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等因素对边际产出资本比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由于目前我国企业融资仍主要依赖于银行部门的间接融资,因此银行部门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比较显著,边际产出资本比率与银行贷存比成正比,但是与银行存款占GDP比率成反比；而股票市场对资本配置效率还无法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表明,我国应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企业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比重。第四,以投资弹性系数测度资本配置效率,运用我国1991-2008年期间的数据,应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金融发展因子,并构建金融发展指数；然后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测算我国及各区域的资本配置效率以及金融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从1991-2000年和2001-2008年两个时间段看,我国三个区域的资本配置效率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的梯度特征；加入WTO后,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整体水平普遍得到快速提升,尤其是中部区域提升速度最快；金融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在不同区域差异较大,东部和中部地区金融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但是在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投资和经济发展的关联不是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