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尽管中国的经济转型已走过三十多个年头,但广大的民营企业一直处在资源分配体制性主从次序的底端,企业的成长仍然面临严重的制度性障碍。民营企业纷纷与政府建立紧密联系,通过政治关联来获取关键资源、突破发展瓶颈。企业的政治关联现象引起了学界的浓厚兴趣和高度关注。但现有研究普遍从源于政府理论的“扶持之手—掠夺之手”经典视角出发来做分析,关注的重点仍在于“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了什么”,而对于政治关联给企业行为决策造成的影响、政治关联在企业运行和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政治关联影响企业价值的微观作用机制,我们还知之甚少。为了探索这些理论研究上的未知与疑惑,本研究从政治关联的资源效应入手,构建一个以企业为主体的政治关联分析框架,我们称之为“规模扩张效应—效率减损效应”分析视角,重点剖析建立政治关联之后民营企业的行为与决策将会发生哪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又会给企业的运行和发展带来何种影响。分析表明：政治关联具有资源效应,能够给民营企业带来发展所需的关键资源：一是有利于企业获取资金支持,缓解融资约束；二是有利于企业突破准入壁垒,进入到高盈利行业。政治关联的资源效应会深刻改变民营企业的行为和决策,进而显著影响企业的运行和发展,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效应和效率减损效应两个方面。方面,政治关联帮助企业进入到高利润行业,且为企业提供了资金保障,有利于企业扩大投资、做大规模,此即规模扩张效应；另一方面,建立和维持政治关联会挤占企业家用于生产性活动的时间和精力,同时还会抑制企业创新并加重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有损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此即效率减损效应。政治关联对于民营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可被归纳为规模扩张效应和效率减损效应这一正一负两种效应。规模扩张效应会增进价值,而效率减损效应则会损害价值。政治关联究竟是提高还是降低企业价值,取决于上述两种效应中何者占据主导。分析表明,由于政府仍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规模扩张效应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要超过效率减损效应的负向影响,因此企业家具有强烈的争夺资源的动机,不惜损失效率也要做大规模。在随后的实证研究中,我们以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细致严谨的计量分析,为本研究基于“规模扩张效应—效率减损效应”政治关联分析视角得出的理论结论提供可靠的经验证据。首先,我们利用基于现金—现金流敏感度的融资约束识别策略,通过对政治关联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微观作用机制的识别,确认了政治关联的资源效应；其次,我们通过对政治关联与企业投资、政治关联与企业成长的多方位考察,验证了政治关联的规模扩张效应；第三,我们基于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以及SFA生产效率分析框架等多个维度,就政治关联与企业生产经营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验证了政治关联的效率减损效应；此外,我们还利用事件研究法确认了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经济合理性；最后,作为“规模扩张效应—效率减损效应”分析视角的一个应用,我们提供了政治关联负向影响企业绩效ROA和ROE的确凿经验证据,并指出这是政治关联企业重规模轻效率发展模式的直接后果,这有助于澄清学界关于政治关联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争论。中国的民营企业竞相把政治战略作为重要的企业战略,倾向于借助政治关联,廉价地获取各种稀缺资源,通过规模的快速扩张来提高企业价值,而不是通过管理和技术创新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是企业家在当前中国商业环境之下的务实选择,也是无奈之举。不可否认,政治关联对于民营企业成长起到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但也应当看到,政治关联在客观上扭曲了企业行为,负面影响不容小视。长此以往,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无从谈起,效率优势也将丧失殆尽,最终被锁定在依赖于关系和资源的发展道路上。无论是从企业良性发展的微观视角来看,还是从民营经济乃至国民经济健康平稳运行的宏观视角来看,这一发展模式都是不可持续的。造成企业行为扭曲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过多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行政力量过深介入资源配置,民营企业因其所有制属性而受到严重的不公平对待。要从根本上扭转上述局面,实现民营企业的良性健康发展,就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尽快为民营企业成长提供更为健全的正式制度保障,特别是要给予所有企业同等的资源获取机会。构建公平市场环境、消解政策性歧视,关键是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真正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