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古典、新古典和新贸易理论分别刻画了三种贸易因素：技术差异、资源禀赋差异和规模经济。然而也正是因为三种贸易理论分别专注于一个特定的贸易因素,它们的分析虽然深刻,也难免偏颇，往往难以单独描绘出贸易世界的全貌。因此,在一个更一般的理论框架下对其进行综合,探讨各贸易因素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贸易模式的综合影响,便形成一种非常自然的理论需要。另一方面,南北贸易中广泛存在的产业内贸易提醒我们,在真实世界中贸易形成的过程往往是多种贸易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想要有效的分析这一类贸易现象,必须要考虑各个贸易因素的相互关系和综合作用。这当然为在理论上有效的综合三种贸易框架提出了明确的现实要求。本文即在一个统一的一般均衡框架下对这种综合进行了一次尝试。本文通过在一个新贸易理论模型中引入传统贸易因素,首次建立了一个综合技术差异、资源禀赋差异和规模经济三种贸易因素的一般均衡框架。通过对一个高次方程的解析分析,本文深入考察了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各个贸易因素的互动和消涨关系。研究发现：在贸易成本较高时,新古典主义资源禀赋差异较之古典主义技术差异在贸易形成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而在贸易成本较低时,情况正好相反,技术差异在决定贸易模式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也正因为这种效用强弱的不对称,本文得到了地区工资差异(产业分布)随贸易成本下降的四种不同的演化模式,这为当前相关计量研究中存在的分歧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在解析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数值模拟方法,本文将综合模型在双产业组情况下进行了推广。研究发现：在规模经济因素的影响下,新古典贸易理论预测的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消失了,两地工资呈现了持续的差异；当贸易成本较高时,出现了古典贸易理论意义下的“反常集聚”,在北方具备技术优势的产业集聚到了拥有更大经济规模的南方；而当贸易成本较低时,出现了新古典贸易理论意义下的“反常集聚”,资本密集型的产业集聚到了资本相对稀缺却拥有更大经济规模的南方。利用建立的综合框架,本文分析了一类特殊的比较优势——环境政策差异导致的比较优势,及其与集聚经济力量的互动。研究发现：环境政策差异导致地区产业结构剧烈变动,但对工业部门总量地区分布的影响却非常微弱。这使得我们可以更好的在国际产业转移的整体背景下理解污染避难所现象.同时也为我国“污染西迁、高技术产业东移，工业产值向东部集聚”现象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