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在明代徽商“贾而好儒”问题上以经济演化分析取代长时段的结构主义分析。“贾而好儒”是明代嘉靖、万历间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不是明代徽商的固有特征。其最终形成是在低水平供给公共品的政府、人格化交易、倭乱与海禁政策、等级化的商业网络等多种因素复杂作用下的结果,反映了明代徽州商人形成更大规模关系网络、节省人格化交易中交易成本的一种努力。具体而言,本文在史实判定与理论解释上有如下创新。第一,对几组概念的成词时间进行了考证。通过对“徽商”、“歙商”等地域性商人称号考察,为王振忠关于“徽商”最早成词于正德间,而不是以往所认为的成化、弘治间的观点提供了两则新史料。“歙贾”与“徽商”的成词时间接近,其余各县商人称号成词稍后且时间不一。同时,对“帮”(限明代)、“商帮”“徽帮”称号的成词时间进行了考证。“商帮”一词出现于明末福建文献中,盐业商帮(或海帮)的组织可追溯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徽帮”一词出现于清末民初。对明代徽商的组织化程度似乎不宜作过高估计。第二,徽州田价是徽商资本流动的风向标。以往关于明代徽州田价趋势的“倒U形增长说”和“直线增长说”均值得商榷。其原因有二：天启前的徽州田价因忽视田税推割延迟而被高估；同时,忽视了亩的标准不一、亩价数据的高离散度对平均亩价有效性与代表性的影响。利用田价年租比曲线分析,明代徽州田价既不呈“倒U形”增长,也不呈“直线”增长,而呈“N形增长”。这是徽商资本在嘉靖“严肃海禁”后大量从土地流向盐业、典业,又在万历商业环境恶化后持续回流土地的结果。第三,绘制了1370-1826年间徽州六县中进士人数与中举人数的趋势图,指出明中期以后徽州六县儒业出现清晰的分化。休宁的中进士人数与中举人数逐渐向歙县趋同；在宋和明中前期“儒风”很盛的婺源、祁门县在明后期儒业出现大幅衰落；而黟县、绩溪则始终处于低位,改变不大。“儒风”不是“贾而好儒”的充分条件。第四,讨论了关系网络中徽商的“游道”及其开展的主要方式,对“客纲”“客纪”、“客长”、“商纲”等概念进行了厘清。客纲、客纪,亦即客长,最早出现于成化间,是盐业中设立的联引盐商与政府的职位。嘉靖三十五年海洋贸易中亦见“客纲”、“客纪”,是指客商首领,不是运纲组织。木业中有“商纲”,专指商人首领。明末文学作品中“客长”也被用于尊称一般旅客,并不专指商人。随着客长、祭酒等职务的权力和影响力的增大,明代中后期商人网络呈现明显等级化的趋势。第五,对文人润笔中出现“廉贾”、“隐贾”、“诗贾”、“儒贾”等商人类别的成词时间和内容做了考证和归纳,并从认同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了明代文人润笔与明代徽商的奢侈消费行为,指出文人润笔是一个创造社会类别、节约交易成本的机制,而奢侈消费行为很大程度上可视为一个增加认同投入的“经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