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经济长期面临的问题,近年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国际经济波动再次为中国经济敲响了警钟。“调结构、稳增长”是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核心议题,其中,城镇化因深刻关涉到拉动内需、平衡城乡关系和诸多制度改革而成为政府发力的重要导向。改变传统、粗放的城市化方式,实现“人的城市化”,充分发挥城市群的增长极作用,明确大中小城市的分工、合作,是新型城市化的重要内容。在空间意义上,即在城市内部空间实现“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在城市体系中,优化城市规模结构,有效发挥城市的集聚经济效益。然而,有产才有市,有市才有城,城市要与产业融合、互动。在现代经济中,服务业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城市是服务业天然的空间载体,而服务业的水平和质量是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方面,二者唇齿相依。所以,反思传统城市化路径和为新型城镇化提供理论支撑,就离不开对二者关系的探讨。中国城市建成区规模迅速、过度扩张,城市体系中城市规模偏小、集聚经济受限,是中国城市化中最典型的特征。本文就是从这两个空间特征下思考服务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土地城市化的速度一直高于人口城市化,表现为城区人口密度下降、城市蔓延的现象,而现有的城市经济理论不适用于分析中国式的城市蔓延,而且服务经济学也没能揭示城市蔓延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在全国城市体系中,城市规模分布遵循着齐普夫定律,已日益为学界所熟知,然而,既然服务业与城市如此密切,服务业的规模分布又遵循什么规律呢?目前关于服务业集聚程度的研究不足以回答该问题。在国际维度,中国服务贸易越来越集中于东部沿海的大城市,这种空间特征与城市规模分布如何演化,本文也做了理论和实证上的分析。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导论,介绍本文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内容和框架,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梳理、归纳了服务经济与城市相关的文献。第三章提炼了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相关的制度,以为后续研究提供制度背景。第四章总结了中国城市化的典型事实,分别为中国城市蔓延及其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建立了理论模型,并针对理论模型得到的假说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五章从城市体系角度回顾了更详细的文献,基于现有理论并通过思辨分析提出了服务业规模分布的假说,最后是对该假说,以及服务业规模分布和城市规模分布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第六章从国际维度研究了服务经济,描述了国际服务贸易和中国服务贸易的分布,以及服务贸易与城市规模分布的关系。最后是文章的结论与展望。通过三大核心内容的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结论。首先,针对中国城市空间蔓延,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及其推导,指出在“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制度框架下,上级政府对城市经济增长考核权重提高,城市政府财政分权程度越高,以及土地出让租金越高,城市政府就越有可能将更多的土地用于经济增长,即城市土地规模不断扩大,会出现城市土地粗放利用的现象。后续的实证研究基本证实了该结论。第二,文章通过引入区域需求密度和成本函数,研究了城市人口密度(或蔓延程度)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并提出城市蔓延不利于服务业增长的假说。另外,对于服务业内部,城市蔓延对低价值、传统服务业的影响更大。对此,面板数据分析表明城市空间无序蔓延不利于服务业增长,而且更不利于消费者服务业的发展；相对于中西部,东部地区的城市蔓延对服务业的负面影响更明显,这为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提供了警醒。第三,提出了服务业在城市体系中的分布也遵循齐普夫定律的假说,且生产者服务业与消费者服务业的分布存在差异。基于城市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数据研究发现,服务业就业更符合齐普夫定律；在分行业回归中,服务业分行的空间分布呈现不同特征。第四,使用附加值贸易数据库分析了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特征,总体上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滞后,竞争能力较弱；中国服务业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达到三分之一强,显示出服务贸易与实物贸易并没有悬殊差距；在动态上,制造业中的服务贸易竞争力逐年明显减弱,而服务业中的服务贸易竞争力减弱的速度较慢。第五,中国服务贸易越来越呈现在东部沿海省份集聚的趋势。通过跨国数据研究发现,服务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城市规模集中,这在非OECD国家更加明显。该结论为中国提供的启示是,服务贸易的发展可能进一步促进大城市相对规模的增加,从而影响城市体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