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是全国发展最快的省份，同时也是发展最不平衡的区域。广东省内巨大的区域经济差异不仅扭曲了资源的配置，而且成为广东经济未来持续快速发展的潜在风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缩小地区差距，统筹区域发展。广东必须抓住当前有利条件，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走出区域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困境。本文以广东为研究对象，揭示导致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挖掘影响经济收敛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试图提出参考性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在提出研究问题以后，深入研究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阐释了两种理论中所蕴含的经济收敛思想，并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的经典文献；其次，介绍收敛检验模型的推导、扩展和建立，以及在面板数据使用中模型形式的设定；最后分别从σ收敛、绝对β收敛、条件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四个方面对广东区域经济进行实证收敛检验，并利用Dowrick-Rogers模型进行收敛机制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有如下三点：（1）广东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始终上升，珠三角区域内的绝对差异几乎与广东整体差异保持一致。而广东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在样本区间总体呈下降趋势。在四大经济区域层面，既有区域内差距的扩大，又有区域间差距的扩大；（2）广东区域经济增长呈绝对β收敛，但经济增长并不能由初始产出水平简单的负向决定，存在着发达地区比落后地区以更高的增长率增长，这说明落后地区并不能自然地获得赶超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四大经济区域的“俱乐部收敛”现象显著，各自区域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趋同；（3）广东市际间经济增长差异表现出明显的条件收敛性，开放程度、工业化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等变量都对各市的经济增长均产生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因此，各市间在这些变量上的差异是导致其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4）广东区域间存在两种收敛机制：新古典收敛机制和新经济收敛机制。最后，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分别从政策层面、制度层面和产业层面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