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金融结构是金融发展的重要特征,金融结构调整则是金融发展的具体形式。金融结构调整将通过风险分散、信息处理以及公司外部治理等金融功能的协同发挥,形成技术创新、融资约束缓解和资本配置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进程。改革以来,随着我国金融改革渐次推进,金融结构经历了持续而显著的调整过程。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渠道规模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例显著提升,融资总量结构日趋合理。与此同时,投资者结构不断优化,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成效显著；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不断完善,银行业准入门槛不断降低,银行业产业结构也出现了显著调整。在2007年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结构面临重构的大背景下,考察我国改革以来金融结构调整形成的经济效应,对于明确金融结构调整未来方向有着重要意义。在有关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宏观因果关系的诸多跨国比较研究中,广泛采用金融结构简单两分法范式对银行主导型与金融市场主导型两类典型金融结构影响经济发展的差异进行分析,但对处于两类典型结构之间的连续金融结构调整过程,上述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为此,本文引入在时空上具有相对稳定性的金融功能,构建具有较好可比性的金融结构调整测度依据。并基于内生金融增长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剖析了金融结构调整经由金融功能实现,作用于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融资约束和资本配置三类效应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以我国35个工业行业1996至2011年的行业专利申请数、行业研发投资额和研发投资强度为研究样本,系统实证检验了我国金融结构调整的技术创新效应；随后,分别采用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指标和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指标,以我国1997至2012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我国金融结构调整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最后,通过扩展Wurgler模型,以1996至2007年我国35个工业行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金融结构调整的资本配置效应。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金融结构调整形成了显著技术创新效应和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对推动改革以来的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1)金融结构调整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资,改善企业技术创新投资效率,有力支持了我国企业技术创新；(2)金融结构调整降低了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和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有效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过度投资；(3)1996至2007年间,金融结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资本配置效率,但作用有限。而在1996至2007年间,国有银行的寡占贷款中较高比重的政策性贷款,则显著抑制了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我国金融结构调整在以下方面制约了三类经济效应的形成：(1)银行业规模结构不合理抑制了我国商业银行在甄别技术创新机会、发现创新产业以及监督企业改善技术创新投资效率上的动力；(2)投资者结构不合理弱化了股票市场对公司管理人的监管与约束,难以有效抑制管理人滥用自由现金流从事非效率投资的倾向；(3)资本市场层次结构不合理阻滞了相对高效率的新型高科技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资本市场尚未发挥为高效率行业高效配置资本的功能。本文认为,在促进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均衡发展的同时,改善投资者结构和银行业规模结构将会有利于我国金融结构未来调整。配合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与上市发审制度的改革,通过引导、监督以及积极培育机构投资者,改善我国投资者结构,将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功能发挥,进而增强银行业的外部竞争压力。通过改善银行业规模结构可以促进银行业适度竞争度,促进金融中介信息处理和债权治理功能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