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但居民收入差距也全方位扩大。收入差距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关于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尤其是市场化进程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本文发现,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关于市场化对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较少,而且往往只论述市场化对收入差距的总体影响,较少区分市场化的不同模式、不同方面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缺少相关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第二,当前的研究多是侧重考察劳动者个体特征对收入的影响,较少结合宏观因素分析收入差异,难以解释居民收入差距的省际特征(例如为何有些省份内部的收入差距比其他省份大)。第三,已有的实证分析多是采用某几年的微观调查数据,考察年份较短,而且数据来源存在差异,不同研究者对收入差距的量度方法往往也不统一,导致难以将不同学者的实证分析进行比较。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模型,探讨了市场化进程的不同模式、不同方面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且分析了就业者人力资本(教育水平)、失业情况、人口结构等变量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首先,本文在理论上分析了市场化进程的不同模式、不同方面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分析了中国现阶段市场化的不同方面所处的模式。在市场化改革早期,居民收入由市场规律和政府行为共同决定,较之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分配模式,市场配置资源会扩大居民收入差异,而且,政府违背市场规律的经济干预(如市场分割、价格“双轨制”等)会进一步提高收入差距,此时,这种“坏的”市场化模式会扩大收入差距。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政府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减弱,抑制市场发展的因素也减弱,此时,这种“好的”市场化模式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然后,本文从理论上考察了就业者的要素禀赋(人力资本)以及市场风险(就业机会)、人口结构转变(老龄化)等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现在中国现阶段,人力资本提升和失业水平增加均会扩大收入差距,而老龄化则会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理论部分的推导为实证分析提供了基础。在实证方面,首先,本文使用被广泛运用的协方差方法来计算基尼系数,并以此衡量收入差距。利用全国和各省(市)的统计年鉴数据,本文测算了1997—2010年的全国和各省(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发现在考察期内居民收入差距显著扩大,但扩大趋势在近两年有所缓解。同时也发现各省的收入分配情况存在很大差异(例如重庆市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均值为0.2194,而海南省则为0.3063,相差幅度近40%)。而且初步观察发现,各省市的收入分配情况与其经济水平的关系并不明确。本文使用樊纲、王小鲁、朱恒鹏(2011)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各省市的市场化进程,由简单的相关性分析显示,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与市场化进程呈正相关关系,这与市场化进程扩大收入差距的观点相符；但是,相关关系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二者之所以呈现这种简单的相关关系,也可能是由于遗漏了影响收入分配的其他变量,或者没有区分市场化不同方面对收入分配的不同影响,所以还有待进一步的分析。然后,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市场化进程(分不同方面)、居民受教育程度、失业水平、人口结构、经济增长、第三产业发展等因素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分时间段、分区域进行详细考察。(本文引入的许多变量在短期内都是外生变量,如人口结构、受政策影响的市场化指数等,所以模型的内生性问题较小。)实证部分的研究结果与本文理论分析较为一致,相关结论如下。实证发现在1997—2009年,市场化进程的不同方面对收入差距有着不同的影响,但总的影响是缩小而非扩大收入差距。其中,“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缩小了收入差距,而且其作用在近年显著增强,这是由于这二者已进入“好的”市场化模式,所以能够抑制收入差距扩大；“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可能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市场化进程正处于不同市场化模式的转变期,并且其市场化进程发展缓慢,因此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较为复杂；“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的发展显著地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这可能由于我国市场中介组织和法治的发展尚处于“坏的”市场化模式——在法治进展缓慢、法治水平较低的现阶段,这些服务可能只是少部分人(往往是高收入者)才能享用的“奢侈品”,它更有利于巩固和提升高收入者的收益,因而可能扩大收入差距。实证还发现,教育水平提升已成为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影响因素,而且其作用在2007年以后进一步加强。失业率上升也是扩大收入差距主因,在市场冲击较为严峻时期(如1997—2001年的国企改制,2007年以后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失业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进一步增加。这些结果表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收入分配主要受就业者初始禀赋(人力资本)差异和市场风险(就业水平)影响。此外,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显著地缩小了收入差距,并且其作用随着近年来老龄化的加剧而增大,这可能是由于近年城镇养老保障更加完善,老年人口的退休养老收入增加,较之养老保障不完善的时期,近年来新增退休人口沦为低收入或零收入者的比例减少,因此会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经济增长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相当复杂：居民人均真实GDP及其平方项对收入差距的回归系数显著为零；而人均GDP的对数及其平方项的回归系数则可能支持“库兹涅茨倒U假说”(但近年仍处于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增长而扩大的阶段)。总的来说,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倒U性质”在中国未必成立,所以不能简单认为随着经济增长我国的收入差距会自动缩小。而第三产业的发展显著地缩小了收入差距,对比居民人均GDP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可发现,经济“质量”的提升比“数量”的增长更有利于减少收入差距,这可能由于经济的质量提升会通过增加更多的就业,从而更均等提升各个阶层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本文的政策启示是,面对中国收入分配问题,一方面,政府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在要素市场),解决不同经济主体面临的市场机会不平等的问题,消除市场扭曲,推进公平和完善的市场竞争,实现向“好的”市场化模式的转变,以缩小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以缩小收入差距。由于现阶段居民受教育水平的差异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教育机会不公平在我国非常严重,因此推进教育公平对抑制收入差距有着重要作用——如政府应增加对外来人员子女教育和落后地区教育的财政支持,消除对外来人员子女在教育上的歧视和排斥。由于失业水平上升会显著扩大收入差距,政府应该实施就业帮扶政策(包括资助职业培训)、推进就业公平(取消歧视性的就业限制)以减少失业率,同时完善失业保险制度以防止失业者沦为零收入者,从而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此外,在人口结构快速老龄化的当今,完善养老保障体制能防止退休人口沦为贫困人口,因此对缩小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