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近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快速下降，水平偏低问题凸显。从国内情况来看，时间维度上的居民消费率呈现快速下降趋势，2010年居民消费率仅为33.8%，不到10年前的3/4，仅相当于20年前的2/3；地区维度上的居民消费率也都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并锁定在低位，降速最快的是省均居民消费率相对较高的中、西部地区。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居民消费率既低于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也低于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同时也不如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印度。中国在世界居民消费率排位中仅列倒数30，属于居民消费率较低的国家之一。居民消费率的跨国差异部分源自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差异，但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过快，其中包含更多的影响因素。通过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解构分析，2000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快速下降并非源自地区经济差异的扩大，而是源自省际居民消费率的下降。10年间，省际居民消费率下降引致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7.3个百分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下降不是由局部地区引致，而是绝大多数省市消费率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所致。通过应用规范性分析方法对影响省际居民消费率变动的可能因素做了探讨，并进一步的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做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省际居民消费率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U型关系，临界点在实际人均GDP（2000年不变价）=2.88万，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区超过临界线，在其他因素不变情况下，居民消费率将随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而提高。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短期内带来了不确定因素，是居民消费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劳动者报酬份额对居民消费率具有提升作用，但短期内效果并非想象中显著，长期内通过消费惯性得以放大，最终可以有效提振消费。政府支出、人口结构、物价变动对居民消费率也存在一定的影响。为区分相关因素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差异影响，本文构建了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表明，居民消费支出受到较大惯性影响；政府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效应，对农村居民消费存在互补效应；居民收入对居民消费支出构成重要影响，但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线性关系，不同收入水平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呈现U型。后续部分对此现象的内在机制做了适当思考，情况一是消费伦理观念和不确定因素，情况二是常住外来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偏低。无论哪种情形都引致过去10年消费倾向下降18个百分点，带动居民消费率下降7.7个百分点；同期，居民收入占比下降5个百分点，带动居民消费率下降5个百分点。一些因素引致的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成为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超过收入因素对消费的影响。因此，要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沿海地区要抓住契机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和新兴产业，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西部地区应结合当地情况主动承接、培育、发展合适产业。第二，持续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不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通过改革户籍、就业、社保、医疗等体制，努力消除新二元结构，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提高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第三，着力提高劳动者报酬份额，有效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有序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推进同工同酬制度，落实劳动合同法，减少欠薪问题。最后，从优化政府支出结构和转变居民消费观念等方面入手，适当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大力改善居民消费环境，引导居民建立科学消费观，促进居民实现消费结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