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中国的经济转型是过去三十年以来全世界最为波澜壮阔的事件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经历了多年的政治动荡、意识形态激进和经济灾难之后,中国被戴上了贫困和低收入的帽子。然而仅仅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到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经济大国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并且成为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国家和国际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政府的公共服务性支出却未能同步增长,公共服务性支出总量不足、公共服务供给相对缺失的严重问题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较为直观的感受是,尽管民生问题多次被写入中央文件和工作报告,并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点,但实际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住房难,上学难和看病难等民生问题依旧严峻。这说明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的缺位现象仍然未能得到根本扭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原因在于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出现了扭曲和偏倚,即公共支出结构中对经济增长有直接促进作用项目的支出比重系统性上升,而与民生联系较为紧密而对经济增长推动效应不明显的项目的支出比重则出现了系统性的下降。本文将公共支出结构扭曲的问题置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来审视,深入考察了财政分权改革、政治晋升和公共支出结构三者的内在关系。既有文献普遍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地方政府竞争造成了公共支出结构的系统性扭曲,而本文着重分析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对公共支出结构的扭曲效应的大小及其是否存在差异,并使用中国1995-2006年度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此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与政治晋升二者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明显不一致。财政分权对基本建设支出有负面影响,而政治晋升对基本建设支出有显著地正面效应。财政分权增加了行政管理费的比重,同时降低了科教文卫支出比重,而官员晋升对两者的影响皆不显著。对于不同的地区而言,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会存在异质性,所以本文又将全部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子样本进行分析,以考察不同地区的差异性。通过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检验,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这能够增进对于财政分权、政治晋升及公共支出结构三者之间内在联系的理解。本文遵循提出问题、建立模型、导出假说、实证检验和得出结论和政策建议的逻辑思路和技术路线,分五章展开分析和研究。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引言。交待本文研究的背景和思路,研究内容和主要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关于财政分权、晋升激励和公共支出结构相关文献的回溯,为全文研究作出理论上的充分准备。这一部分先分别梳理和评价财政分权、晋升激励和公共支出结构三个领域的现有文献。在此基础上,再集中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地,文章比较系统地了国内文献在这一领域的最新进展,认为现有文献对于财政分权、晋升激励和公共支出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虽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在数量上仍然非常有限的,而且相关的经验研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局限性。第三章,理论分析和假说的提出。这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之一,旨在为实证部分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在综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建立起财政分权、晋升激励与公共支出结构的理论模型,基于严密的逻辑考察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对于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可能对公共支出结构的存在不同方向的影响,本文提出了四点理由：首先,财政激励具有连续性和平稳性,而政治激励表现为间断性和波动性。其次,近年来网络舆论监督、新闻监督以及公民意识的觉醒从两个方向约束着地方政府行为,这实质上是对“用手投票”机制的替代。再次,基本建设支出对不同地区的经济绩效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地方官员也存在异质性,这使得各地政府面临的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也是异质的。最后,户籍制度的松动使劳动力能够相对自由流动和迁徙,从而使“用脚投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第四章,实证研究部分,也是本文的核心之一。首先介绍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设定、样本数据描述以及变量构造；随后报告了实证结果并对其进行解释；最后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五章,本文的结论以及政策建议,并对下一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