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2010年我国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发展可谓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也遇到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题,过去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核心的一项内容则是实现需求结构的协调。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口增速不断下滑,再加上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外需消化我国产品的能力不容乐观,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心必然要转移到国内需求。然而,我国的现实情况则是：投资需求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一直处于过剩状态,消费需求比例却低于50%,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比例更低。面对产能过剩与低收入群体嗷嗷待哺并存的现实,我国不得不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放在居民消费需求上。进一步来说,有效扩大内需,提高居民消费需求不仅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形势所迫,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但是,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缓慢、收入差距过大以及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严重的非均等化阻碍着居民消费扩大。从治理的角度来看,平衡收入分配是在现有的生产能力不变基础上的劳资关系调整和收入差距缩小,这是短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基本完成了产成品市场的市场化改革,随着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改革的推进,劳动者就会享有平等的收入机会,无论是劳资分配关系问题还是收入差距问题将会逐步得到解决。当然,要素市场化改革推进更需要借助公共服务的力量,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必然会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教育、医疗、培训等等的投入,必然会提升国民素质,从而对促进居民消费有长期效应,同时随着社会保障投入,居民消费顾虑也会减弱,也能促进短期消费。因此,本文首先对我国的需求结构演化做了简要分析,通过国际比较和文献分析初步界定了我国居民消费率的不合理性。其次,依据现实判断出问题的症结在于收入分配和公共支出,并且分析了二者对消费的传导机制。第三,纳入相关变量推导了消费增长率理论模型,然后结合我国现实情况提出了实证研究命题,分析了收入分配(包括收入差距和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和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以居民消费率表示)的影响,为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后,为提高居民消费实现需求结构调整提供了政策建议。具体来讲,在理论研究上,为贴近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本文把消费者按照收入划分为高、低收入群体,通过动态优化过程,同时纳入收入差距和公共支出两个变量推导出了居民消费增长率模型。理论上分析了收入差距和公共支出改变对高、低收入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在其中扮演的重要作用。结论是：整体上表现为,缩小收入差距会促进较低收入者消费,同时,也会抑制高收入者消费；公共支出对高收入者消费起到了促进作用,对低收入者则相反；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对以上两种影响无论是在质和量上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依据上述理论模型和现实情况,为实证分析提出了五个主要研究命题,命题一,收入差距扩大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居民消费会有不同影响；命题二,收入差距扩大在我国不同地区对居民消费影响会有不同表现；命题三,整体来看,各类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会产生不同效应；命题四,分税制改革前后,各类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会产生不同效应；命题五,民生政策改革前后,各类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会产生不同效应。接着,通过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方法建立相应的实证模型,主要包括回归和ARMA组合模型、动态面板模型、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有序响应模型以及状态空间模型等,检验了上述命题,定量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分税制改革前后和民生政策改革前后,收入分配和各类公共支出对整体居民消费以及区域居民消费的影响。在研究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时还估计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公共支出的效率,进一步考察了我国公共支出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实证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为：整体上来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以及区域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当期支出和教育医疗等有益品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挤出效应,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和基础设施投资支出的滞后一期对居民消费有一定的挤入效应,分税制改革与民生政策改革的整体效果是抑制了居民消费；公共支出通过抑制城镇化进程进而抑制了我国居民的消费。实证分析之后,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收入、公共支出以及城镇化冲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后,主要结合实地调研资料展示了我国城乡居民的实际收支状况和收入来源,而且以山东省和天津市为例特别分析了我国低收入群体(主要是农民)对公共服务(教育、培训、医疗和养老等)的需求状况和城镇化进程中转移的劳动力实际需求状况,依据实际需求状况给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