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采用史学研究中的社会史理论和文学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在整体考察中世纪至近代转型时期英国社会历史的基础上,探讨贵族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化与其社会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嬗变之间的内在联系,尝试对文学与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给出合理的解释。贵族指的是古代中世纪以及近代时期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等方面享有特权的等级阶层。英国世俗贵族的称谓经历了“哥斯特”、“塞恩”与“方伯”的演变,最终形成了五级贵族体系。爵位和特权是贵族身份的重要标志。中世纪的英国贵族是王权的服务者和制约者,他们占据大量地产,采取庄园经营的方式主导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引领社会精神价值的取向。贵族在中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具有“天然长上”的正面形象。从早期的国王到伊丽莎白女王,从沃伦尼伯爵到贵族反对派领袖孟福尔伯爵,贵族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为人称颂。西德尼爵士更以其高风亮节、舍己为人的凛然之举被文学作品赞誉为“时代之花”。早期英国贵族与骑士身份密不可分。骑士精神是贵族精神的源头,骑士文学也是最早描绘贵族阶层形象的文学作品。骑士制度与骑士文学为近代英国社会教育、风俗、文学、艺术和语汇烙下了鲜明的印记。骑士文学作品所描述的贵族、骑士大都是傲然挺立,忠诚勇武、谦逊文雅的光辉形象,其目的就在于激励骑士与贵族臻于达到骑士精神的理想境界,以便支撑社会的正义体系,使中世纪时期乱世求安的人们得以安居乐业。都铎王朝时期,英国社会开始转型,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商业社会转变,社会不同阶层财富结构,尤其是土地财富占有结构出现史无前例的剧烈变革,由此导致英国至诺曼征服之后数百年来的传统社会结构开始出现较大变化。各阶级、阶层、集团和人群的社会位置发生移位、变动,其相互关系也日趋多样化、复杂化。新兴乡绅、约曼、工商业资产阶级在英格兰社会经济以及议会中的力量蓬勃兴起,他们必然会要求阳光下的利益地盘。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土地贵族守旧的地产经营管理方式导致经济地位、政治特权以及爵位等级和社会荣誉地位急剧衰落,而贪婪腐败、道德堕落、横行霸道、卖官鬻爵实为贵族阶层的关节炎,到了转型时期,社会新兴阶层就会群起攻之,而贵族又不肯、不敢、不愿直面这些指摘,其形象也必然会为竭力争权夺利的新兴工商业阶层所诟病,文学作品中的贵族形象也与亚瑟王传奇时期的贵族之拯救生灵于乱世的形象大相径庭。转型时期英国文学作品对贵族形象的批评与讽刺既有对贵族阶层中某些具体人物为非作歹的直接点名道姓的抨击,又有对整个贵族群体形象败坏的理性剖析；既有从贵族群体内部某些人物遭受命运逆转、幡然醒悟之后对贵族虚妄品行的抨击,亦有出身于贵族并仍身处其中的一些具有近代民主观念的思想家对贵族阶层以及贵族体制流弊之内省式批判。在批评贵族形象的文学体裁方面,戏剧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也是伊丽莎白时期英国文学最高艺术成就的表现方式。在戏剧之外,诗歌、散文、小说、政论文等紧随其后,将贵族的形象从政治腐败、殖民掠夺、经济贪婪与社会道德堕落等不同的侧面一一加以拆解。究其实质而言,贵族文学形象的衰落是由其所代表的落后的地产经营方式导致生产力无法满足新兴商品经济发展的矛盾所决定的,文学作品描述的贵族阶层形象的嬗变只是对贵族阶层丧失经济主导地位、政治特权旁落导致社会形象沉沦的必然趋势的真实写照,而不是引发贵族形象嬗变的主要原因。但文学作品对贵族形象的鞭挞推动了贵族阶层的自我反省,促使贵族阶层在经济生活、政治特权、文化教育、社会精神风尚等领域力举变革。一部分土地贵族改变地产经营方式向新型资产者转变,一部分新兴资产阶级也通过财富购买爵位等途径实现贵族化,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融合既改变了贵族阶层的经济地位,又避免了贵族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对象,有助于维护贵族群体的政治权势,恢复贵族群体的社会形象,形成新的绅士文化,由此迎来了18世纪英国贵族的盛世。贵族阶层近而以翩翩有礼的绅士风度重新展现于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中,“英国绅士”成为了18世纪后期贵族在文学作品中普遍的敬称,虽仍不失傲慢,但已是世人心悦诚服的赞叹。作者从两个层面对论文的研究主题进行了总结：一、英国贵族和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体现在四个方面：传统贵族资产阶级化与资产阶级贵族化带给英国社会变革的妥协性、政治变革上的渐进性、注重宪政观念与法律意识以及贵族精神与绅士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牵引作用；二、文学与社会历史之间存在着多层互动联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具有物质的属性,而文学则更具意识属性,其可以在社会的物质属性基础上纵横跳跃,但无法脱离社会的时代背景,时代的属性决定文学的精神内涵。文学具备历史的“真实性”,但揭示的是代表性的社会真理,是社会历史的精华、节略和概要；历史叙述也具备文学的属性,文学和历史两种叙述方式在“追问真相”的哲学思维的支配下,成为互补的“追问真相”的不同方式,两者不尽同而可相通,诗具史笔,史蕴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