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近代以降,随着西势东渐和民族主权国家意识的觉醒,韩国1相对于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文化清算。由于传统时代韩国借用中国的汉字,并从中国输入大量的汉文经典、书籍,所以这种文化清算的集中表现就是国、汉文论争和新旧学批判。国、汉文论争是围绕继续使用汉字还是改为使用本民族文字——韩文的争论；而新旧学批判则是针对以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以性理学为中心的旧学和西方的新学展开反思。在这一文化清算的漩涡中,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被“他者化”。但是与此同时,由于传统的深厚和韩国社会各阶层的非同质性,在进行文化清算的同时,韩国却不能轻易地放弃中国这个师法的对象。开港期2的韩国依然从中国输入大量的书籍,并对中国展开相应研究,对中国的动态予以密切关注。变动的近代中国依然给部分韩国士人带去了憧憬与希望。笔者通过对这一复杂历史场景的考察,认为首先要对中国之于韩国近代化的作用进行重新评判；其次从韩国相对于中国进行文化清算时所表现出的纠结与焦灼来看,中韩之间的文化交融是难舍难分的,文化上彼我界限不清却欲进行文化清算的强行为之,也成为容易引发中韩文化之争的一个重要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