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美俄两国都以“上帝的神圣选民”和“黑暗世界的拯救者”自居,当这两个白命不凡的大国在美洲和亚洲棋盘上相向而立,或将不共戴天、或将互不相让、或将称兄道弟。按照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体系建构主义,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普遍将彼此视为敌人、竞争对手或朋友,分别代表霍布斯、洛克或康德文化。1881年之前,美国仅与俄国建立了相对持久的历史友谊。但这种投桃报李式的朋友关系基于康德文化的第二种共有观念,即两国将友谊作为获取自我利益的战略和工具。1881年之后,美国各界的主导舆论对沙俄政府、人民和教会的态度逐渐发生转变,并重建了俄国的象征形象,使其从“基督教传播先锋”变为“亟待美国拯救的基督教异端”。其原因有四：一是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美国社会针对他是解放者还是独裁者展开论战,双方力量此消彼长,但各自对专制沙俄和激进民粹派的批判言论逐渐影响了美国人的俄国印象；二是俄国随之出现排犹浪潮,激起美国全社会的抗议；三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取代民粹主义的趋势与美国工人运动遥相呼应,引起了美国的警觉；四是美俄在远东日益演变为洛克文化中的竞争对手关系。但仅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的国家权力、利益等角度分析,易于解释美国重建俄国象征形象的原因和结果,却较难呈现出美国社会各界转变对俄态度的过程。国际关系建构主义分析方法恰能弥补这种缺憾。其派别以温特的国际体系建构主义和尼古拉斯·奥努弗代表的语言建构主义为主,分别强调了社会共有观念和语言对国际关系的建构作用。综合两派的成果审视本文将得出三点结论。第一,美国世界身份的变化决定了其对俄象征形象的建构。美国以其国际地位及在基督教精神世界中的领袖身份为尺度,建构了两种俄国形象。第二,共有观念对美俄国际身份与象征形象的形成起到了建构作用。从殖民地到独立、统一,再到全美洲、全世界的大国,美国公民总体上逐渐接受了对外扩张能保障国内自由的观念；因而开始对美国在亚太的“拦路熊”俄国怒目相视。第三,语言、图像等象征性符号是共有观念建构美俄身份的载体。共有观念是无形无声的抽象性思维,需要象征性语言、图像等符号来表达、传播。通过清教徒的“使命观”、大陆扩张派的“天定命运”论和海外扩张派的新“天定命运”论等象征性语言,美国公民普遍形成了美利坚民族是上帝特殊选民的共有观念。以美国身份为标杆,1881年之前俄国是协助美国完成使命的帮手；1881至1904年间,美国记者乔治·凯南、“争取俄国自由的美国友人社团”、国会议员、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等刻画了社会需要改造、生活需要援助、民众需要教化、信仰需要净化的俄国形象,同时衬托出美国在世界中的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