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先秦儒家禅让观念以尧舜禅让传说的构造为基础,以高政治权力——天子权、位的授受为主要问题,而包括了受命模式、权位授予原则、权位授予主体与授予对象的道德基础、权位授予程序等具体内容。本文通过对涉及先秦儒家禅让观念的重要出土和传世文献细致、系统的思想解读,呈现出各篇文献内在思想逻辑,并在结语部分对先秦儒家禅让观念所内涵的天子权位授受理论的主要内涵及其发展脉络给予了综合概括。楚简《唐虞之道》在由王者充当天子权位授予主体的观念主导下,不仅深入剖析了禅让政治的基本理论架构及其基本精神,指出了禅让政治所要求的孝、忠、仁、义等德目及其间相互转化的关系,而且解析了促使德与位统一的禅让政治如何实现的各层理路及其对禅让政治实践者深层性命之理的要求,既阐明了禅让政治的理则,又描绘了禅让政治所构想的人道与政道都圆满的理想境界。《唐虞之道》不仅为我们理解先秦儒家政治授权理论的发展演进提供了一个坐标,而且为深入理解先秦儒家政治思想各个层面的意涵及其价值序列提供了一个范型,是重要的先秦儒家政治思想佚籍。楚简《子羔》是一篇重要的先秦儒家政治思想佚籍,它重要的主题是在解释尧舜禅让传说的过程中以舜为范型建构了人子受命模式,并以此反对由禹、契、后稷的感生神话所代表的天子受命模式,同时还有强烈反对世袭制的现实政治批判意涵。两种受命模式分别表现了先秦儒家和三代政治思想根源的思维方式,它们内在决定了不同形态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建构,是判别先秦儒家和三代政治思想理论品性的重要依据。简文所建构的人子受命模式仍然是在政治语境中建立的,是从三代天王合一受命模式向以性命论为基础的天人合一受命模式转化的中间形态。楚简《容成氏》把“皆不授其子而授贤”的多位远古帝王之政描述成一个原初政治状态,以此作为尧、舜、禹禅让的传统。尧不仅对天子之德展开深刻反思,而且躬行让贤、授贤,以能让性开显出禅让的真精神；舜尊贤而治,又授贤而终,通过对诸贤臣的恰当任用开创了以“天地人民之道”为内核的政治实践;禹通过城邑化、政治系统建构、礼的创制等多种创造性政治活动,完成了政治文明化进程。启攻益自取,终结了授贤不授子的禅让制,开始了授子不授贤的王朝政治。孟子与万章讨论尧舜禹启相继为王的两段重要对话,不仅从政治权位授受的基本逻辑出发,以“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的观念对王者能够作为天子权位授予主体的观念展开深刻反思,而且重构了一个以不言之天为高权位授予主体、天子为确定权位授予对象的主体、百官和民众为实际权位授予主体的新天子权位授受理论模式,这一模式包括天子荐人于天、贤者摄政、三年之丧、被荐之人避让先王之子和终由百官和民众完成权位授予等程序,德行为主、血缘为辅是这一模式应然的权位授予原则,然而由于百官和民众是实际权位授予主体,他们不可能像圣王那样准确判断继承权位者的德行,道德判断问题的凸显使得实然的权位授予原则不得不加入一些功利因素,同时具有一些偶然性,这决定了孟子的权位授受理论不以产生圣王为目的。虽然这种模式可能出现几代父子相继为王的现象,但是它本质上反对父子必然相继的世袭制,同时,这种模式是限制在政治系统内部的,因而仍然是有限表现民意的天子权位授予模式。孟子用这一模式同时成功解释了尧、舜和禹、启相继为王的传说,并试图将所有王权现象纳入其中加以解释。《礼记·礼运》突出了天下的公共性,荀子则突出了天下之“合”与“一”的特性,并由此将天下和国区分为不同性质的政治实体,进而使天子权位授受和一般的政治权位授受区别开来。与早期儒者从性命之理、王者以公心禅位授贤的角度来解释尧舜禅让传说的路向不同,晚期儒者将天下视为一个独立的政治事物加以思考,对天下内在规定性的反思使儒者解释尧舜禅让传说时开始改变思考路向。前者以王者的公心为基础,后者以天下的公共性为基础,这说明先秦儒家的天子权位授受理论出现了新的政治思考方向。禅让和公天下之选贤举能分别代表了先秦儒家早期和发展形态的政治模式,它们正式得以区分的标志是天下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事物被思考,公天下的选贤举能政治模式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理论模式,需要在“天下为公”的精神原则下继续进行道德、伦理、政治等多方面的理论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