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理想人格的建构是中国传统哲学关注的基本问题,先秦诸子尤其是儒道两家对此有特别的贡献,君子与名士就是在儒道思想影响下产生的两种重要人格类型。君子是一种道德型理想人格,它由先秦儒家所建构,为两汉士人所尊奉。名士则是一种审美型理想人格,它是儒道思想交融冲突的产物,为魏晋士人所崇尚。本文以君子和名士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两汉君子是如何转型为魏晋名士的,从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和士人阶层的变迁和交互影响中探究这一时期士人理想人格转型的原因和过程,并揭示不同阶段的士人理想人格的特质。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将本为贵族通称的君子改造为一种人格类型,希望成为新崛起的士人阶层的理想人格,由此重建尊卑有序、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孔子所建构的君子人格以仁礼兼备为基本内涵,其后的儒者从“仁”和“礼”两个方向不断深化和丰富君子人格的内涵,并将其与天道相连接而获得终极价值。君子人格在社会上的落实需要政治制度的保障,汉武帝接受了经过董仲舒改造后更适应大一统政权需要的新儒学,将之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并建立以儒家思想为标准选拔人才的察举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初建了名教世界,士人阶层由此转变为信奉儒学的士大夫阶层,君子人格逐渐兴起并在盐铁论会议上有所表现。到了东汉前期,以白虎通会议的召开为标志,一个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名教世界得以确立,君子人格成为整个社会崇尚的理想人格。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交替把持政权,破坏了名教世界的基础使之不断衰微。在与黑暗政治的抗争中,士大夫阶层中的清流集团彰显了君子人格的道德力量。伴随着名教世界的不断衰微,名实乖离的现象日益严重。对现实政治的失望、对名声的追求,使道家、法家思想以及人物品鉴之学受到重视,在士人中间开始流行隐逸之风和通达之风,名士人格也从君子人格中分化出来,出现了作为魏晋名士先导的汉末名士。汉末大乱及曹魏的名法之治和通达之风使君子人格陷入困境,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为门阀士族的崛起提供了保障。在正始时期,以道家思想为底蕴、以会通儒道为主要特征的魏晋玄学开始兴起,形成了以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为代表的魏晋名士人格。正始名士重老学,倡言以无为本,不废名教；竹林名士重庄学,追求率真自然,反对虚伪名教。两晋时期门阀士族占主导地位,因追求畸变的名士人格导致社会风气的严重败坏,引起了他们的自我反思。向郭的《庄子注》调和了自然与名教的紧张关系,提供了更为适合士族需要的人格理想。在东晋的门阀政治下,这种玄儒双修的理想人格为社会普遍崇尚,同时佛教思想也渗透其中,名士人格得以定型,名士风流在政治、清谈、艺术、交际等方面都得以彰显。君子和名士两种理想人格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士人关注社会和德行,多崇尚君子人格,而当其衰落的时候士人更关注自我和才情,多崇尚名士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