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春秋战国时期，原始儒家学说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尴尬境地，于内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儒门后生与孔子之说产生了偏差，出现了“以儒相诟病”的局面；于外先秦诸派学说纷起，冲击了儒家学说，动摇了儒派地位。为改变这一现状，重塑儒家显学地位，荀子自觉担此大任。分别对儒家之外诸子和儒家各支派进行批判回应。对儒家之外诸子的批判是因为要维护儒家的立场与思想路线；对儒家各支派的批判是为了批判其对孔子立场与思想路线的偏离。此两种批判的着眼点和途径虽然不同，但都服务于一个根本的目的——建立适应时代所需的政治儒学。而其政治儒学致思路向的确立，须树立一个行为主体作为实践中介。为此荀子塑造了“大儒”理想人格。“大儒”人格的行为原则，被荀子具体规定为三条：“隆礼重法”、“法后王”、“知统类”。荀子表面上通过这三条来界定“大儒”人格，但实际上是为了通过树立“大儒”这一理想人格以实现对原始儒家的重新自我定位，即将原始儒家定位为政治大一统社会的代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