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草书艺术从萌芽到成熟发生于两汉魏晋时期,本文力图呈现这一时期草书观念的演变过程。与以往专注于书论的书法思想史研究不同,本文着重呈现草书艺术在这一时期的每个发展阶段中带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群体性草书观念,对这一历史作出全面的梳理。草书滥觞于秦简牍书,经过西汉前期的酝酿,在西汉中后期成熟并被广泛使用,它的产生既出于趋于约易的文字发展规律,也与政治环境所产生的大量书需求有关。承担着繁重书任务的文吏出于“仓促应急”之需将汉字的符号化推向了一个极致,从而产生了这种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停留于非正式书场合的字体。草书无法跻身正体之列,却天然地具有着更多的艺术表现力。随着历史的发展,草书的艺术性逐渐被人们发现,到了东汉时期,这门艺术己经得到了一部分士人的认可和推崇,以崔瑗为代表的士人以及汉末凉州地区的士人群体都在草书艺术上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由于东汉一朝浓厚的儒学氛围,书体起源不具有经学神圣性,同时又对实际事功无所助益的草书艺术没有能够进入中原主流文化中心,在东汉朝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是篆、隶书法。随着汉代儒学精神的衰落和玄学思潮的兴起,魏晋以来,中原文化氛围发生了显著变化,任情达性的名士风气替代了务实进取的政治精神,草书艺术以其抒情达意的艺术表现力在士人阶层中产生了全面的影响,成为一门倍受社会瞩目的艺术。进入东晋之后,门阀世族政治之下的士人群体将不拘古法、任情达性的书观念发挥到了一个极致,在王羲之、王献之等士人的贡献下,草书艺术从技法到精神品质都达到了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