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冯友兰作为处在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哲学家,建构了新理学哲学体系以回应中西文化冲突的时代问题。他对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冲突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在新理学里力争达到两者的统一,实现“转识成智”。新理学形式上体系完备,理论旨归是关注人生,提高境界,是一种广义的人生哲学,但其体系内存在断裂问题,表现为:形上与形下的断裂,本体与境界的背离。这一理论矛盾从新理学“气”范畴上充分表现出来,并由于气范畴的界定与运用上的问题,更加深了新理学的理论矛盾。在理论渊源上,新理学“气”范畴是冯友兰经过中西哲学比较,接受了西方新实在论的哲学立场,受亚里士多德“形式-质料”模式的影响,主要运用逻辑分析法,接着程朱理学之“气”讲的。新理学体系中,“气”范畴一方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它作为“质料”,架通形上与形下;作为“气禀”,架通本体与境界,在体系的构建中弥补了“理之无能”。另一方面,由于其概念界定上的矛盾,运用当中形上与形下的两分,反而突出、加深了新理学体系存在的冲突,进一步导致形上与形下、本体与境界的断裂和背离。与金岳霖《论道》之“能”相比较,新理学“气”范畴更显现出其逻辑设定缺乏自足能动性、界定与运用上的不一致性。以上问题的存在,主要因为冯友兰站在新实在论立场上,主张理气两分,理逻辑上先于气;强调逻辑分析,对事物只做形式的肯定;对中国哲学“辩证能动”的思维方式没有足够地自觉,致使新理学气范畴逻辑设定上缺乏自足能动性,运用中没有一以贯之,加深了新理学体系内存在的冲突。除此之外,有其深刻的隐含在新理学体系中的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冲突的时代原因。“气”范畴所凸显的新理学体系的矛盾,除了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重建中给我们的“垂范”作用,即如何真正实现中国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外,同时也给我们留下难以逾越的哲学问题——形而上的实体是否存在?如其在,如何达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