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大同理想有三个层面的涵义：一指《礼记·礼运》“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文中使用此意时加引号注明，这是狭义上的“大同”；一指儒家的大同理想，它包括《礼运》中“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天下为家”的“小康”理想以及“连不相及、动不相害”的“大顺”理想，文中使用此意时多用“《礼运》社会理想”或“儒家的大同理想”表达；一指更广意义上的大同，泛指不同学派、不同时期各种形式的社会理想，如墨家的大同理想，康有为的大同理想等。社会理想诸家有之，就其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来看，各家有着较强共识，而儒家的社会理想在百家之中无疑为耀眼，其影响也为久远。《礼记·礼运》篇有“大同”、“小康”和“大顺”三大社会理想，“大同”理想是儒家的高政治理想，它也是儒家终极的道德理想；“小康”理想是现实政治理想，它是“大同”理想的次级阶段，达至“大同”必经由“小康”；篇末之“大顺”是接着“小康”而讲，它是社会生态理想，是“大同”、“小康”的重要补充，三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我们视这个整体为儒家的大同理想。《礼运》“大同”理想描绘了一幅人际和谐的美丽画卷。它并不是凭空创想的产物，它的形成有其历史渊源、理论渊源和社会基础。对神话故事中民间英雄、三皇五帝圣人的讴歌和称颂成为创作理想社会的历史源泉，“五经”中《易》之“群龙无首，吉”、《书》之“九州”、《诗》之“乐土”的思想成为绘制美好画卷的理论来源，春秋战国时期“礼坏乐崩”的混乱形势以及秦王朝的“不并仁义”二世而亡皆成为规划太平盛世的社会基础。“大同”理想的突出特点表现为“天下为公”（权力公有、财产共有）的社会制度、“选贤与能”（民举、以德业为标准）的管理体制和“讲信修睦”（淳朴的集体主义精神）的人际关系。“大同”理想汲取了墨家、道家等诸家部分思想，各家亦有自己的特点。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憧憬的是“兼爱”、“尚贤”和“尚同”，实际上是一个君主集权社会；道家老子将之表述为“小国寡民”，庄子那里是“至德之世”，二者主张用大道治理天下，追求的是一个内心自由、精神超脱、民风淳朴的道德社会。《礼运》“小康”理想较之“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更为切近现实，它是“大同”理想的次级阶段。其突出特点表现为“天下为家”的社会制度，体现为世袭制、宗法制的权力分配制度和“礼义以为纪”的管理体制。简言之，“小康”社会以尊君、任贤、民本为基础。为挽救“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无道”之世，孔子主张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同时也认识到周礼的局限与不足，故提出对之“损益”、改造；孟子以其性善论出发，认为仁义礼智“四德”内在于人之“四心”，直接将“礼”拉入“德”的视野；为了进一步论证“礼”的合法地位，荀子为“礼”寻找到一个形而上的依据“天”，《礼运》“礼本于天”之说与荀子无二致。“礼”是用以区分贵贱、尊卑、贫富、长幼的伦理准则，具有等级性和次序性，它与“仁”、“法”、“诗乐”等主要范畴一起构成了礼乐文明体系。选贤任贤与“大同”意义上的“选贤与能”相比，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它以“尊尊”、“亲亲”为原则，直至荀子才明确提出“尚贤使能”的打破贵族血统、否定封建等级的用人主张。周初统治者吸收商灭亡的教训，作出了“敬天保民”的政治抉择，以财养民、以德教民成为儒家礼治、德教的重要内容，即“先富后教”思想。《礼运》“大顺”理想则是儒家对社会生态理想的全面表达。“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仁者爱人”的道德观是“大顺”理想形成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来源。“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观、“仁民爱物”的生态爱护观、“节用御欲”的生态消费观以及“圣王之制”的生态管理观是儒家“大顺”理想的具体展现。经由汉儒董仲舒（“泛爱群生”的生态爱护观），至宋儒周敦颐（以“诚”为本的生态道德观）、张载（“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观）、程朱（“天人一理”的生态整体观），“大顺”理想得到传统的承接和新的发展。《礼运》社会理想尤其是“大同”理想由百家之一而扶摇直上，定居一尊，成为千古绝唱。它对古代农民起义纲领的提出、对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理想蓝图的构建都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大社会理想对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梦”是《礼运》“大同”理想在当今中国的新话语表达，二者在“为公”意识、“民本”意识、“诚信”意识、“选贤”意识、“孝慈”意识等方面具有内在的传承性，二者在时代背景、实现路径等方面也有本质的区别。总体来说，《礼运》社会理想所内涵的“民本”、“仁爱”、“礼让”、“诚信”、“尊老”等理念在经过现代化的转化、改造之后，可以成为实现“中国梦”重要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