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当代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精神信仰层面的问题日益突出。外在的约束他律不能内在地规范作为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的人的思想观念及其行为。作为中华民族主流思想的传统的儒家学说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修身齐家、兼济天下为神圣的目的归宿,是人类思想文化的宝贵财富。儒家到了北宋时期以理学的形态继续发展,至南宋经朱熹形成完整的体系。再经元代直到明代中期一直被奉为官方哲学,成为儒学的正统,居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但是理学主张从外在的形而下的读书格物途径达到把握形而上的“理”的知识论路径将“心”与“理”分判为二,终导致言行不一、知行分离,知识论和修养论相脱节,道问学和尊德性不能融为一体,对学术和社会风气有消极的影响,其流弊日益显现。王阳明的学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致良知”说是成为阳明学的核心部分。王阳明将心作为本体,心的本体即“未发”状态是至善的,理是由未发的心体所发的,因而也是至善的。理和心是融为一体的,即心即理。恶的产生是由于“气感”,是心体的“已发”所产生的,有善有恶,与理相对的不正当的欲望才是恶,是意之动产生了恶。因此要通过格去心中的“不正”以归于正达到“发明本心”,使(心)良知的至善至纯的本体呈现出来。格物就是格心之物,意之物,知之物,就是克去“私意”,破“心中贼”,就是为善去恶,就是“致良知”。良知是本体,致良知是功夫。“致良知”说将本体与功夫连结起来,学问之道就在于求放心,追求“尊德性”,提高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这就批评了当时的知识道德支离化、知行分离化的理学流弊,开了新的学术之风。致良知说维持心体的至善,为人人皆可成为圣人提供了理论前提和现实可能,肯定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激发了人作为主体的内在的积极精神。这对于当前社会缺乏道德自律的现实是有启发和教化意义的。本文在阅读学界前辈的有关研究成果(包括同辈人的有关论文)的基础上,从阳明先生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考察,兼有先生个人的家庭环境、成长轨迹和宦海沉浮、人生经历诸方面,追寻“致良知”说的酝酿、产生和正式形成过程,和理学的思想渊源及其有所批判地继承的方面,还有对释老二氏尤其是佛家的思想的借鉴互补,理学体系中存在的理论和现实的矛盾,是阳明学说产生的理论背景和社会需求,从王阳明本人的各个阶段的思想里程来看致良知说产生的历史过程,及其理论体系的内容,如何将朱熹二重化的世界融合起来,将外在的普遍道德律令和内在的道德意识融合为一,将知行二者合一,解决朱子试图通过格物的功夫终达到道德情操的提升,成为圣贤的目标追求,从而为当前人类社会的精神信仰开出一剂有效的良方。同时揭示王阳明的良知的丰富含义和其格物之说的新义,对于恶的产生的不同于程朱的阐释,以及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的关系,后表明该理论学说对于当前的重大的现实教育意义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