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自孟子提出“良知”、“良能”说以来，良知与知识的关系问题，就已经存在了，《中庸》提出的“尊德性”与“道问学”正是对此问题的一种说明和处理。北宋，张横渠提出双重知——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外在知识积累之间的关系便被提高到学理层面上来；张横渠虽然提出了“知”的两种形式，强调了德性之知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但对两种“知”的统一性缺乏系统论述。朱陆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之辩，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推进和展开，在为学与为道的主次先后上展开了争辩，但由于理论基础和体系的差别，并未能达成统一的认识。“良知”一说，经王阳明的大力提倡后，真正得到彰显，自然，良知与知识的关系，也是王阳明要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站在良知本体的高度，王阳明从道德理性优先性原则出发，分析了良知与知识的关系。他在高扬良知本体的同时，也兼顾了知识的重要性。“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一句话就概括了阳明在良知与知识之辨上的观点和立场。然而，作为朱学后劲的罗钦顺，并不能理解和接受阳明这一观点，从而引发了他与阳明及其后学之间的争辩。由于对良知本体的理解和定位不同以及体用思维模式的差别，罗钦顺与阳明及其后学之间的论战也没能达成共识。纵然是阳明学内部，由于良知异见的存在和体用思维模式的不同，在良知与知识之关系问题上也存在分歧，这主要表现在以聂双江为代表的“归寂派”和以王龙溪、欧阳南野为代表的其他阳明后学之间。本文是以宋明理学中的良知与知识之辨为考察范围，系统分析了良知之所以谓之“良”的内在根据，结合体用观上一元论和二元论思维模式的差异，分析宋明理学中良知与知识之辨难以汇通的原因，梳理良知与知识之辨的发端、展开、高潮及其走向。文章通过对理学视域下良知与知识关系问题的讨论，来揭示道德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对立统一。这不仅仅是一个学理问题，也是一具有现实意义的时代课题，如何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对于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都有重大意义。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人类精神家园枯萎的今天，道德理性处于何种地位?知识作为一工具理性应该如何驾驭才能更好的服务人类生活?都不得不是一个引起高度重视和反思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