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在现代语境中,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是处于相互分野的格局之中。而在中国古代儒学话语中,以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这样一组范畴所体现的这两种理性并不是如此的一种关系。本文以宋明理学中围绕着德性与见闻之关系而展开的三次论辩为主要分析范围,力图从中得以窥见二者之关系的演变过程。 张载与二程早为德性与见闻作了异质性的划分,虽然他们都把德性设定为了超越性的道德本体,但此时德性与见闻仍体现出对扬之关系。继而在朱熹与陆九渊的争论中,以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对立充分体现出了这种关系。由于朱熹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主体之德性是不可能先天自足的,所以他强调必须要以道问学,即主体对外物的认知之工夫与尊德性之工夫交相滋益之后才能实现德性之圆满。而陆九渊则认为只要主体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省察,主体之德性是可以自足的,所以必须要以尊德性作为为学之前提,也就是说要在挺立德性之后才能进入具体的为学工夫,即道问学的有效性是以是否尊德性为前提的。朱、陆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从根本上说是“性即理”与“心即理”不同心性观的产物。 到了明代中叶,罗钦顺和王阳明对朱熹哲学体系作了不同取向的改造。罗钦顺消解了朱熹对于德性的超越性设定,从而使尊德性之工夫渐渐被搁置起来,也使得主体对德性的体认只有通过对外物的认知之渠道进行了,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唯知主义的工夫路向,同时也使理学逐渐向气学演变。而王阳明则把朱熹之道问学,即格物致知之工夫拉入了德性主导下的“致良知”之道德实践系统中,从而使主体对外物的认知彻底附属于主体对德性的体认过程之中,即见闻附属于良知之中,这就是心学的“良知一元论”。经过罗钦顺与王阳明有关“格物”问题,以及罗钦顺与王阳明弟子欧阳德有关“知觉与良知”问题的论争,终定立了心学与气学双峰对峙的格局,也就是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相互对立的格局。这种格局一直对近代中国的学术走向都有影响。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儒学是强调道德理性的至上性的,也就是以追求德性为根本目的的。这样一种传统在现代社会仍有其积极意义,在知识独大而带来越来越多的负面后果时,强调要有价值作为人类求知活动之主导必定会成为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