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从熊十力回应科玄论战的角度来分析其“新唯识论”，论证他站在玄学派的立场上进一步探讨科玄论战所提出的问题，试图调和科学派和玄学派的对立。 科玄论战虽然结束了，但论战中提出的问题并没有随着它的结束而消失。尤其是在论战中败北的玄学派更为牵挂这些问题，试图能够完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这就为中国现代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展开了新的话语空间。熊十力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建构他的哲学体系。所以，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科玄论战，但科玄论战所提出的问题则萦绕在他的哲学理论中。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新唯识论”可以说是站在玄学派的立场上对科玄论战所作的回应。 科玄论战发生于1923年，论战双方是科学派和玄学派。论战围绕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而展开，由此提出了以下三方面的问题：第一，科学和玄学(哲学)的关系。由此引申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科学的时代，玄学(哲学、形而上学)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又如何界定科学和玄学(哲学)的关系?第二，心(精神)和物(物质)的关系。而科、玄双方争论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与否，承认意志自由与否”。换言之，意志自由如何可能?第三，义和利的关系。科、玄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对立的焦点是：什么样的人生观是合理的人生观?功利主义的人生观抑或是非功利主义的人生观? 本文即以上述三方面的问题为主线，分析熊十力是如何站在玄学派的立场上回应科玄论战的。 在科学和玄学(哲学)的关系问题上，熊十力从宇宙论——本体论的角度批评科学派把哲学科学化，以科学取消哲学的观点。他认为科学只能把握宇宙本体显发的流行大用，即经验界的现象及现象间的法则，并不能直探宇宙、人生的深层，把握宇宙“真几”(本体)和人生“真性”(本心)。所以，在科学之外，必须有“建本立极的形而上学”(哲学、玄学)。在此基础上，他从研究对象和思维方式两个方面证成了哲学(玄学)和科学的体用关系，主张以哲学(玄学)为体，以科学为用，哲学(体)科学(用)不二，试图从玄学中开展出科学来。所以，他对哲学(玄学)和科学关系的探讨，可以说既是对玄学派的一种延续和深化，也是对科学派的调和。 在意志自由如何可能及其本体论前提——心物关系的问题上，熊十力在宇宙论——本体论(“翕辟成变”)的层次上，在心统摄物的前提下，成就了心物的相反相成，即心物不二。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他通过心(本心)对形(身、物)的自作主宰证成了自愿和自觉相统一的道德自由，对科学派(只注重理智的自觉)和玄学派(只注重意志的自愿)有纠偏补弊的作用。但他对自觉的理解有直觉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他通过我(心)对社会(物)的限制的变更证成了自由和限制(必然)的辨证关系，高扬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从不同的方向上纠正了科学派(在统一心物的基础上，强调因果律的普遍制约性，进而取消了人的意志自由。)和玄学派(在对立心物的前提下，割裂了意志自由和因果律，进而把意志自由绝对化。)在此问题上的偏失，也表现出调和两派的思维趋向。但由于其心本论的立场和科学实践观念的缺乏，使他对自由的理解只能停留在思辨的应当和抽象的主观领域。 在义利关系问题上，熊十力反对科学派以利益原则作为道德基础的功利论。他认为无论是对于个人的道德尊严，还是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类的永久幸福，提倡非功利主义的人生观都是必要的。在此前提下，他把道德原则的确立作为治国和立人之本。但他并没有象玄学派那样把义(理)和利(欲)绝对对立起来，而且试图把两者统一起来，主张义利不二，理欲不二。义(理)利(欲)不二表达了他试图在义的前提下弥合玄学派对立义利的愿望，从而调和科、玄两派的对立。在义体利用的格局下，他一方面坚持了道义论的立场，因为相对于利，义毕竟是第一位的，无义则利不立;但另一方面以利为用，无利则义无法体现，毕竟为利争得了一席之地。相对于玄学派，熊十力的道义论己趋于温和。 综观熊十力对科玄论战的回应，上述三方面的主题看似分散，实则密切联系在一起，组成了一个诊释圆环，圆环的中心点即是实证本心，即个体自身的道德完善，体现了熊十力哲学“返本开新”的道德理想主义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