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罗光和牟宗三分别是二十世纪港台地区“新士林”和“新儒家”两大学派的代表人物,各自建构了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本文以罗、牟两人对儒家超越问题的思考作为典型个案,通过比较两者的生命超越论来探析儒家超越之路的现代诠释问题。本文分析和比较了罗光、牟宗三生命超越论的基本观点、形上基础和理论来源,在此基础上揭示出两者对于儒家超越问题之探讨的优长与疏失,展现出儒家超越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罗、牟二人的理论探索在此问题上所能提供的启发与借鉴。第一章梳理了“超越”一词的概念起源和中西方哲学探讨超越问题的理论传统,分别考察了罗光、牟宗三研究超越问题的学思历程。“超越”一词源自西方,对超越问题的探讨在西方哲学中有着悠久的传统,然而超越问题并不局限于西方语境,而是人类哲学思考的根本问题,透过西方哲学的特殊性关联于“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中国传统哲学尽管并未使用“超越”这一语词,但却一直注重对生命超越问题的探讨,把人之安身立命问题始终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进行思考,这种问题意识与西方哲学十分接近。在此意义上中西方哲学可以通过相互交流和会通进一步深化对超越问题本身的思考,罗光与牟宗三对超越问题的探讨就是现代中国哲学中进行这种理论尝试的两个典型个案。第二章分析了罗光“形上生命哲学”之生命超越论的形上基础、理论内涵和终目标。“形上生命哲学”的生命本体论坚持由“生命之在”来研究“本体之有”的实在论理路。罗氏的天人关系论认为人这一超越主体的本质是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生命”,而上天作为生命超越之终极目标实质就是天主教信仰的造物主上帝,因此天人之间的相互和谐一方面要求人自觉地发展自身作为“生命”的本性,另一方面需要上帝在人自身努力的基础上进行启示和救赎。在此基础上,罗氏的生命超越论认为生命超越的基本理路是人通过自觉的修养实现自己作为“生命”的本质意涵,以一种培护现实的“生命之在”的实在论理路进行超越,同时这种超越之路的终目标是归向上帝的天国,只有上帝的救赎才能使人达至超出生命本性的“超性界”。第三章分析了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之生命超越论的形上基础、理论内涵和高境界。“道德的形上学”的本体论认为天地万物的创生本体是“心之理”,同时继承了传统儒家的实践智慧,阐明这一本体基于道德实践而有“具体的普遍性”。牟氏的天人关系论认为上天不是一个超越的神明,而是与人心具有内在贯通性的“创生实体”,“人之为人”的本质就在于“道德本心”对于天理本体的呈现,因此天人之间的合一就是人不断显发自己的“心中之理”、契接天道创生本体的历程。在此基础上,牟氏的生命超越论注重于本体作为一种应然之法则的观念论义涵,主张通过自觉的道德实践不断确证“心之理”本体的绝对普遍性,是一种自立自足、无待于外的生命超越论。第四章就罗光、牟宗三生命超越论的基本观点、思想来源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地比较,并分析两人的理论得失,在此基础上揭示他们的思考对于儒家超越问题之现代探讨的理论意义,并由此展望进一步探索儒家超越之路的可能方向。在思想来源方面,罗光的生命超越论借鉴了儒家气学传统与西方士林哲学的思想成果,牟宗三的生命超越论则借鉴了儒家心学传统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智慧。两人的共同之处在于肯定超越主体是一个“生命”本体,具有自觉、自动的生生之动能；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理在气中”、“结合现象探讨本体”、“不离于实然探讨应然”的实在论立场与“理气二分”、“现象与本体二分”、“应然与实然二分”的观念论立场的差异,二是“归向上帝”的基督教超越观与自立自足、无待于外的人文宗教的超越观的差异。就超越问题本身而言,罗光由于其统合天主教信仰与儒学传统的理论期待而产生了理论系统内部不自洽的问题；牟宗三过分偏重于应然的本体之理与实然的现实世界二分的理论立场,终导致生命超越在根本的动力源泉上面临着“本心之理如何发动现实的感性生命”的“符合问题”。尽管如此,两人对于儒学传统之现代转化的理论任务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由此而建构了自己的现代哲学体系和在此基础上的生命超越论,他们的思考展现出儒家超越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拓宽了进一步探索儒家超越之路的理论空间。从两人的理论尝试中我们看到,对儒家超越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应当注重形上基础的探讨、充分发掘“气学”传统的理论智慧、立足于传统儒学的实际来思考生命超越的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