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20世纪20年代,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潮流中,产生了一个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派别——古史辨派。该学派对中国传统易学的研究,号称20世纪易学研究中的“显学”,影响巨大。本论文围绕古史辨派易学研究的态度、进路和成果三个方面的问题,以顾颉刚、李镜池两先生为重点,考察了该派易学研究的特色和成就。首先,在易学研究态度方面,论文借鉴西方知识社会学的观念,探究了他们的研究态度。认为古史辨派在易学研究领域所采取的“疑古”态度,是有形的“社会情况”(主要指时代风云)和无形的“社会情况”(主要指文化传统)双重影响的结果,前者体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兴起的反传统时代潮流的洗礼,后者则体现为中国文化学术中固有的疑辨传统的继承。由于对“古今中西”之争这一问题的不同回应,20世纪的中国易学才有了不同于传统易学的新视野、新问题和新方法。这些“新”让20世纪中国易学具有了反传统色彩。古史辨派作为20世纪20年代所兴起的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在易学研究领域也无法回避“古今中西”之争问题。一方面其易学要开新,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荡下的20世纪中国易学,有着现代易学的新视野、新问题和新方法,另一方面又循旧,继承和弘扬着古代易学疑辨学风与以史治易传统。可以说,其研究呈现出,既是在“传统”滋养的基础上反传统,也是在“反传统”洗礼下继承传统的特色。概言之,其“疑古”和“求真”的治易态度和精神,是一种受传统与反传统双重影响的态度和精神。进而,论文探究了古史辨派易学研究的具体路向。通过对集中体现古史辨派易学研究成就的《古史辨》第三册之《自序》的分析,得出古史辨派为了更客观、准确地理解《周易》一书,在“疑古”态度和“求真”精神的指引下,承续了以史治易的传统,明确了实现“从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夺出真正的古文籍”的研究目标,确立了“破坏而建设”的研究立场,开出了一条视《周易》文献为折射古代社会历史影子的史料,从考辨《周易》一书中的作为真史或伪史的文献材料入手对《周易》进行实证研究的“外在”研究路向。他们主张易学研究要“破坏其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卜筮的地位”。他们所持的这一“破坏而建设”的研究立场,充分体现了“求真”的科学精神。为了完成“破坏而建设”古史的工作,他们选择了以辨古书来建设古史,认为古书是研究古史的重要材料,是古史整理工作的基础性工作。成书于殷周之际的《周易》历来被儒家尊奉为大道之源,顾颉刚和李镜池等先生首先将这部经书还原为一部古书,然后分别从“故事”与“编纂”入手,以卦爻辞作为易学研究的重点,展开了对《周易》卦爻辞的考证和厘定工作。顾颉刚先生先后考证出了王亥丧羊于有易、帝乙归妹、高宗伐鬼方、箕子明夷、康侯用锡马蕃庶以及《易传》观象制器几个故事,李镜池先生则从占卜体例、诗歌韵语、贞兆迭反、筮占原则、对称式阶升式的爻辞排列以及卦爻辞内容等诸方面,论证了《周易》是编纂而成的观点。再者,论文对古史辨派易学研究成果作了阐述。认为以顾颉刚和李镜池两先生为主的古史辨派的易学研究工作是围绕《周易》经传进行的。在《周易》古经方面,古史辨派主要围绕古经的成书时代与作者以及古经的性质与结构问题,通过对《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的梳理,对《周易》筮辞与甲骨卜辞的比较,对《周易》一书的编纂过程的研究,揭示了其卜筮的本来面目,提出了“西周初叶”、“西周末叶”等成书年代说;此外,他们还通过研究卦爻辞结构,辨明卦画、卦名与卦爻辞没有多大关联,剥离了传统易学卦爻象与卦爻辞统一的结构,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象数派与义理派的易学研究之路。这些研究实现了“从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夺出真正的古文籍”,为建设一部真实的《周易》发生史进而更客观、准确地理解《周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易传》方面,古史辨派主要围绕易传与古经、易传与孔子的关系、易传的著作年代等问题,提出了《易传》成书“早不能过战国之末,迟也不能过两汉之末”的说法。他们对孔子与《易传》关系的考察,彻底“打破汉人的经说”,剥夺了传统易学赋予“三圣”的《周易》制作权,对20世纪中国易学发挥了重大影响。后,论文对古史辨派易学研究工作进行了评价。认为他们这种“疑古”的研究态度、“求真”的学术精神值得发扬,但对其中所出现的“疑古过勇”问题要注意矫治,提倡一种合乎理性的审慎“疑古”,努力消除其“疑古过勇”所带来的影响,以新出土文献资料为证据,继续做好《周易》溯源工作。他们视《周易》文献为客观史料、以易为史,对其里面的故事与结构编纂进行实证研究的外在研究路向,充分开显了其对于建设古史所具有的史料价值,为建设一部真实的《周易》发生史进而更客观、准确地理解《周易》奠定了基础。这对实现易学的学术化、客观化有重要意义,但其在揭示《周易》发生时代的历史大体、处理与考古材料关系以及具体论证方法上,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由于囿于从书到书,史料相对有限,从而有假设过于大胆的问题,在“小心求证”环节,又由于过多运用“默证”,容易产生偏颇的结论。在《周易》经传研究上,除《易经》的成书年代和《周易》经传性质的讨论尚能部分地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外,其它几项则很难令人信服,尤其是孔子与《易传》关系问题,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他们所具有的对《周易》成书年代与作者、性质与结构等发生问题进行探究的问题意识,值得我们借鉴。但他们割裂了卦爻辞与卦爻象的内在有机联系,弃易学中的象数之学于不顾,而且,即使是在卦爻辞研究中,他们也只对其里面的故事和结构编纂进行研究,对其中所内蕴的天人之学、通变思维等哲学思想重视不足。总之,古史辨派易学研究完成了以史治易传统在20世纪中国易学的继承和创新,虽然还存在一些缺失,但这并不影响该派易学研究在20世纪易学史中的重要地位。由于古史辨派所展开的易学研究服务于古史建设的目标,所以要想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易学思想离不开对其史学思想的把握。另外,随着近年来地下出土文献研究的深入,古史辨派在经传研究上所引发的问题和取得的成果,需要结合出土文献进行进一步地探究与总结。在论文润色过程中,笔者虽然始终非常重视这两个问题,但由于学力所限,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