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知识与道德问题是现代西方哲学中讨论的一个主要话题,不过,作为哲人思考的问题之一,无论在西方古代哲学还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早已纳入了哲人的视阈。孔子的仁智合一思想确立儒家对此问题的关注,宋明新儒学围绕格物致知的诠释与理解展开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在知识与道德关系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反思古代儒家特别是理学家在此方面的思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古代儒家对知识与道德问题的思考主要集中于为学工夫上。围绕者为学与为道的关系,儒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命题。在先秦,这些命题主要表现儒家经典文本《四书》中:《论语》提出了“下学上达”和“一以贯之”,确立了儒家仁智合一的为学成圣原则;《大学》提出了为学为道的节目次第,揭示了儒家为学为道的具体步骤,其中,致知格物既确立了儒家于具体事物中求知成德的工夫取向,也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理解与诠释空间;《中庸》的“天命之谓性”则为人们为学为道、修德成圣提供了何以可能的根据;《孟子》的“心之有所同然”和“尽心知性知天”强调了主体意识在为学为道过程的作用,突出了“心”在儒家工夫中主导地位。《四书》中的为学为道之间更多表现为统一的关系。到了宋代,其内在的紧张关系才凸显出来。由于对唐代佛教疏离现实世界的反动,北宋儒学思想家在为学上一般都强调对具体事物的把握,二程在建构理学体系时,受韩愈的启发,重新发掘了《大学》格物致知的精神价值,把先秦儒家的为学为道思想统一于格物穷理的命题之下,从此,儒家的为学为道工夫便集中于格物致知的论释与理解上。 二程经过重新诠释和理解,把格物致知从一个道德修养命题转换为一个具有认识论意义的本体论命题,突出了儒家重学习、重现实的精神。但是,在道德实践中过于注重现实事物之理的认知,逻辑上必然导出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关系问题。朱熹沿着二程的思路进一步把格物穷理经典化,确立了格物穷理的根据、原则和方法步骤。由于其为学的知识论取向,为学工夫具有与为道目标相偏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