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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曾国藩的义理之学

论文摘要

作为晚清理学的代表人物,曾国藩学术上服膺的是程朱理学。研究其义理思想不仅对考查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研究整个晚清理学思想提供了素材。在晚清社会动荡与学术论辩激烈的现实中,曾国藩保持了对理学的信仰,并结合经世之学,丰富了义理之学的内涵。作为理学经世派,曾国藩不同于前代理学派的地方就在于他并不热衷于理气有无的哲学抽象思辨,而是将传统儒家伦理落实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并以卫道者的身份自居,坚决捍卫着千疮百孔的封建大厦。曾氏义理之学的形成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主要受家学、湘学和京学的影响。义理之学的精义首先以家庭教育的模式在年少的曾国藩心中奠定了价值取向的基础地位。此后,随着见识的增长,阅历的丰富,他在求学路上不断积累,了解、接受湖湘先辈们的思想,对理学传统的承袭已初步系统化、理论化。后,京城十二年的翰林苦读,理学大师唐鉴的指引,与郭嵩涛、欧阳厚均等那一批京城理学师友的交游,曾国藩终确立了以程朱理学为其治学的基本目标,并按照理学家修齐治平的要求开始了严格的身心修养训练。曾氏义理之学的内容主要包括了理气论、性命论、仁义论和工夫论四个部分。其理气论为性命论提供了一个终极的天道和本体依据,而人性有善恶,曾国藩为能仁能义本是人的本性,于是过渡到仁义论。人性的完善需要修养,要行仁义需要修养,这就过渡到工夫论。因而,他的义理之学具有内在的逻辑顺序。在理气论上,曾国藩直接继承了程朱的衣钵,认为理作为宇宙本原,具有终极的根本的意义。然而他关注的重点并不是理的本体论意义,高高在上的理具被体化为万物分殊之理。原本抽象空疏的理变得可认知。关于理气关系,曾氏认为提理必讲气,“理与气相丽,而命实宰乎赋畀之始”,体现出一种重气的倾向。作为古文爱好者,曾氏还从文章书法须重气势的角度阐明了气胜于理的观点。在性命论上,曾国藩直接承袭了程朱的性命源于天道、太极和理的观点。关于性命的原始意义,曾国藩并没有作出一个明晰的阐释,仅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性、命的内容。性在命中,命是性的载体。性又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之分,天地之性是至善的,气质之性则有善与不善之分。这不善的气质之性又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改变的,只要具备“勉强工夫”、勤学,同时发挥圣人的教化作用,人性是可以改造的。因此,曾氏主张应当穷尽人性。而命是不可改变的,命的实质就是“其所纲维五伦者,命也”,因此,人们必须遵守封建纲常,要“乐知天命”。不难看出,曾氏性命论的宗旨就是要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在仁义论上,曾国藩主要阐述了仁义如何产生与仁义差等的实质两个问题。认为天地之道都是由辨证统一的两部分组成,阴阳构成了天之道,柔刚的性质构成了地之道,这种天地之道反映在人身上就是仁义,有仁必有义,因而构成人之道。然而仁义的实施又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人与我之间的亲疏友密程度,如果不掌握这个分寸,妄自施行仁义,则会造成天下大乱。曾氏仁义论的实质就是“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万”的差等论。在工夫论上,曾国藩提出了格物致知和躬行实践二点。关于格物致知思想,其态度是鲜明的,“宗朱子而不取阳明”,并把格物致知确定为复性的方法,还考“格”字为相交之义。同时对“物”的内容也作过一番界定,“天地万物”、“日用常行之事”、“家国天下”是“物”,“身心意知”也是物。曾国藩注重躬行实践的思想则主要体现在读书治学与为人处事二方面。他在读书上的刻苦精神主要体现在“勤恒”二字上。治学上,他提出的知行观是继承王船山而来,主张知与行不可分割,相互依存,行重于知。在为人处世方面,无论是为官为相还是为人父兄,曾国藩都是以身作则,言行合一的。他的一生都是在克勤克勉,困知勉行地实行着自己的为人之道乃至为官之道的。作为兼学术大家与军政事功于一身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学术思想就是为维护封建秩序服务的。其学术思想的特点主要有三:一是以礼合理,重视经世致用;二是以汉学解释宋学,融合汉宋;三是吸收各家之长,丰富了义理之学的内容。他将那个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和人类高道德伦理仪则的“理”具体化为“礼”,以理合礼。通过学礼,曾国藩获得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之术。乾嘉以后,随着汉学的兴起,汉宋之争日益激烈。面对这场“尊德行”与“道问学”的争持,他以开明的态度接受了汉学,主张兼取二家之长,以汉学解释宋学,坚持汉学为宋学所用。由于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他广泛涉猎,大量吸收经世思想、墨家思想、法家思想、老庄思想的精髓,丰富了义理之学的内涵。总之,作为晚清理学界的重要一员,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代表了晚清学术发展的方向,也为洋务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与理论准备。他广泛吸收众家之长,杂糅一体,客观上促进了各学派之间的融合,丰富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容,充实了内圣外王的内涵。后,面对世风日下的乱世,讲究进德修业的曾氏义理之学一定程度上在晚清社会上起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但由于时代和历史的限制,曾氏义理之学终未能完成复兴晚清理学的目标,其理论本身思辨性不强,有所创新但所占比例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