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大学》一书,本是《礼记》中之一篇,儒者之所作也。东汉郑玄为之作注,唐代孔颖达本郑注而为之作疏。南宋朱子,以为《大学》有错佚,于是本二程改本,作《大学章句》以阐发之。至元朝,朱子改本被列为官方教材,《大学》于是广为流传,而郑注、孔疏之“大学古本”日渐被遗忘。至明代,阳明先生主“大学古本”,经阳明之阐发,“大学古本”遂又风行于天下。后世学者对《大学》之理解,亦莫不本此四人而来,而《大学》之实义究竟如何,后人争论不断,无有定论。就《大学》经文观之,的确有许多地方令人生疑,如对“诚意”至“平天下”有详细之解释,而对“格物致知”并没有解释,且“大学古本”之“诚意”章中,有对“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之解释。如是种种,不能不使人有错简损佚之想。郑、孔二人皆是依照古本,一一作释,并不怀疑其有损佚否,然而二人对“格物致知”之诠释,则有违于古本处。盖“大学古本”明言“物格而后知至”,以格物为始,而郑、孔二人显然把“格物”收摄在“致知”中,以“致知”为始;同时,孔氏以为“明明德于天下”应以“诚意”为始,故孔氏之释有不一致之处。由于“大学古本”和郑注、孔疏本身存在之问题,朱子于是有“大学改本”,然就义理而言,朱子乃是以“性即理”之系统来诠释《大学》的,这尤其体现在“格物致知”补传之中。后来王阳明反对朱子“大学改本”,主要是由于反对朱子以“性即理”系统来解释《大学》,并以“心即理”系统对《大学》作释,然《大学》本身存在之文本问题,并没有的解也。笔者以为,就“大学古本”本身而言,其所存在之问题并不能得到完全之解决,这是因为“大学古本”本身就有模糊性及错简损佚之可能。至于郑、孔二人之诠释,本身就有一些与古本相冲突之处,这无疑于问题之中复有问题。后来朱子所作之诠释,虽看到古本存在之问题,但依然以己意诠释古本中存在之问题(如“格物致知”)。阳明则径直以“心即理”之系统诠释“大学古本”,而不明“大学古本”本身即有缺陷也。关于朱、王之争的问题,笔者以为纯是义理问题,而就义理而言,笔者以为阳明是承孔、孟而来之正统,朱子终归于“别子为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