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圣人观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哲学的圣人观是以孔、孟、老、庄为基础,以成圣成贤为目的,二家圣人观有着显著的不同,但理想人格都是他们所推崇的高标准。不同的历史学术背景下,其圣人观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特殊性。魏晋时期思想的中心问题为:理想的圣人之人格究竟应该怎样?哲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阐发,赋予它以新的时代精神内涵。魏晋时期的圣人观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支奇葩。本文主要从魏晋士人所注重的精神境界、自我觉醒、思想解放等角度出发,考察魏晋玄学三个阶段的代表人物的理想人格。从他们对理想的圣人人格的标准入手,梳理“名教”与“自然”圣人观的发展脉络,并在逻辑上揭示这些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彰显魏晋玄学圣人观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地位及其影响。魏晋玄学时期的圣人观深受其“名教”与“自然”之辨的影响,它的产生背景是时代与学术的合力。这个时期天人和谐的关系在天灾人祸面前受到冲击和破坏,魏晋士人对传统的价值标准产生怀疑和否定,开始重新思考天的意义,追问人的价值。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其圣人观表现出了以儒释道、以道释儒、儒道相合的特点,它们之间发展变化的逻辑关系显示出圣人观念发展演变过程中的时代感意义。圣人的示范作用在这个时期也得到了加强。刘劭的《人物志》本来是为封建统治者选拔人才提供理论依据,客观上却对理想人格做出了规定。圣人是他的理想人格,他把“和谐”作为其特征。虽然他的人才理论是从伦理学的观点评定人物,但这一理论的出现对魏晋时期的圣人观却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王弼的理想人格与刘劭有相似之处。根据“名教出于自然”的观点,他不赞成何晏的“圣人无情”论,提出“圣人有情”的观点,赋予圣人以更多的人情味。王弼强调圣人情感的产生是自然的,圣人的情感应该是和谐的,强调“应物而不累于物”,即有情而无累。王弼的“圣人有情”是对儒家圣人观的一个突破和发展。嵇康、阮籍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大胆地反抗世俗的名教,他们认为名教与自然是对立的,二者水火不容,没有调和的可能。因此,他们的理想人格不再是儒家的圣人,而是道家的圣人,也叫真人或至人。超凡脱俗、放达通脱的自由人格和自然玄澹的逍遥人格是他们理想人格的共同特征。向秀的圣人观是崇尚自然的。面对当朝政府的黑暗与残暴,尤其是其好友嵇康被杀一事对其影响巨大。面对险恶的仕途之路和内心对自由的向往,向秀采取中庸之道,即调和的方式化解该矛盾。尽管心追自然,但他并不表现为对名教的废弃;他虽有“巢、许之志”,但并不一定非隐退山林。向秀的理想人格是“无心而感应”,强调自然与名教的统一。郭象处于魏晋玄学发展的顶峰时期。他从“自然”出发,论证“名教”是合理的,二者是一致的。强调理想与现实的一致是他的一大特点。相对于何、王、阮、嵇来说,他的理想人格少了些玄远之气,多了些现实因素。魏晋玄学家们以不同的理解和价值取向来阐述他们的圣人、君子、至人以及“大人先生”的人生境界。何晏、王弼侧重于社会政治运用的“圣人”理想人格,阮籍、嵇康侧重于个体内在和谐与自由的“君子”、“至人”、“大人先生”的理想人格,向秀、郭象是以名教与自然为一体、大鹏与尺鷃各适其性的“自然”作为理想人生。通史鉴今,如今社会正处于一个自由开放,容纳百川的历史转折时期,文化的多元化导致人们信仰的多元化。面对现代社会物欲横流、人心浮躁、道德理想缺失,人们心中的精神家园该归向何处?魏晋时期“内圣外王”圣人观的演绎对我们来说是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