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以《管子》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体系为研究对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逻辑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比较研究法、文献研究法、问题研究法,以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专门学科研究方法相结合作为基本工作方法,详细探讨分析了《管子》政治哲学、政治思想体系的基本内容、理论特色及其思想史地位。笔者认为,《管子》作为稷下学派一部集大成的理论著作,其作目的就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理论代言人的基本立场上,对战国和战国以前的诸子百家学说进行批判性的总结与继承,以构筑自己新的理论体系,为即将统一的封建国家和封建帝王提供治国方略。《管子》的作者群体,坚持以道家朴素唯物主义宇宙观和进化的社会历史观为指导,以改造后的法家学说为基本骨架,以儒家民本、礼义思想为血肉,以阴阳家、兵家、纵横家、农家、轻重家、名家等学说精髓为外衣,贯彻了“君本”与“民本”理论并重与调和的方针,构建了一种既倡扬主体意识,肯定民众主体地位和作用,又坚持“利出一孔”,实现君主权力、利益大化,为封建君主专制体制摇旗呐喊,并进行合法性论证的政治学说体系。它的政治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老庄道家的超越精神,把道家的理性主义推向了极至；它抛弃了法家学说赤裸裸的无情面孔,继承了“人性好利”这一分析政治的不二法门,装饰以儒家“仁义礼智信”的脉脉温情；它的“民本论”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都站在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高峰上；它的法律思想和军事外交思想,尤其是商业治国的“轻重”理论体现了很强的历史进步性,这是稷下学派提供的一套非常系统和完整的政治学说体系,堪称中国封建社会的大经大法,对丰富中国政治思想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引言中,笔者阐明了学术界对于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研究的不同方法路径,以及本论文研究采用的基本方法。笔者还介绍了管仲的生平、《管子》的作者群体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管子》的版本和流传情况、《管子》目前研究的状况；在正文中,笔者探讨了《管子》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政治哲学就会对应相应的政治思想,所以在研究《管子》政治思想之前首先要搞清《管子》政治学说主张的形而上的基础；本文介绍了《管子》的君主学说,包含了君主无为论、君主修养论、君臣关系、人才观等,这是中国传统各种君本政治理论核心的内容,《管子》也概莫能外；本文研究了《管子》的“牧民”理论,包括了民本思想、民俗理论、教育思想。在各种施政措施中,“民本”思想是其闪光点；本文解读了《管子》的法律思想,它的作者们将“法术势”运用发挥到淋漓尽致,从中能看出法家学说在《管子》文本上打下的深刻烙印；本文研究了《管子》的军事、外交思想,毕竟追求王霸之术是《管子》的主要作目的。《管子》从“兵战”和“外交战”相配合方面全面阐释了自己的兵学理论,而《管子》学派所推崇的管仲在追求富国强兵的政治军事实践中确实也可圈可点；本文还重点解读了《管子》的“商战”理论,运用经济手段达到政治军事目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是《管子》政治思想中天才的部分,也是它与其他诸子学说相比大的特色；后本文比较研究了《管子》与《淮南子》以及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政治思想的异同。《管子》与《淮南子》同样是带有综合色彩的“杂家”理论巨著,它们的作目的、作背景和作方式有相似之处。《管子》和《君主论》都包含大量君主统治技巧的内容,它们各自体现了面对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传统和文明形态,东西方政治学者的不同主张与智慧。通过对《管子》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的全景式解读,笔者试图探讨思索现当代中国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嬗变过程中,随着文明的交流与碰撞,《管子》政治思想中哪些部分由于社会基础的改变需要摈弃,哪些部分还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可以作为我们今天构建政治文明的思想资源。的确,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种种糟粕和遗毒,都可以在《管子》“利出一孔”的政策主张中找到影子。但是,把中国社会所有的问题乃至民族的劣根性都归结到管仲和《管子》身上,毕竟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单纯地突出《管子》中的贫民术就完全忽略了管仲的治国理念中还有丰富的“藏富于民”的理念,还有“均地分力”,“相地而衰征”的主张。历史地分析,这在奴隶制度还未完全解体的情况下是十分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大繁荣的,事实上齐国的富国强兵也从客观上证实了这一点。而具体到《管子》这本书,应该说是先秦时代治国思想的集大成者,是百家思想争鸣和融合的结果。中国的历史发展到战国末期,中央集权专制体制成为各派思想家为大一统的封建君主提供的终共同方案,日后两千年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已经清晰可寻。可以说以后历朝历代,清醒一点的统治者都是杂家,都是《管子》思想的奉行者和实践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管仲陷阱”是各家各派共同制造出来的,把这笔账算在管仲一个人和《管子》一本书身上,显然是不够厚道的。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和闭关锁国的旧中国大大不同,尽管我们承认,由于中国专制官僚政治的超级稳固性和社会形态的凝固化,我们离开《管子》描述的时代并不太久远,反封建与思想启蒙依然任重道远。官本位、贫富差距巨大、垄断行业侵蚀民间资本、“国进民退”客观存在,物权法还难以真正保障民众财产权,等等。这些都可以借助《管子》找到它历史的、思想的、理论的来源与其存在必然性、合理性的解释。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改革的时代。中华民族的思维特征是讲究权变的,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产生了无数的革命家与改革家,他们不盲从,不迷信,适应时代的变迁与人民的呼声,才让我们的民族与国家没有被淘汰而走向复兴的今天。中国人说变则通,通则久。《管子》一书固然是后学托名于管仲,然而既然它的作者们崇拜的对象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变革精神理所当然的成为贯穿于《管子》论政的主线,体现为《管子》政治思想的总体特征。通过对《管子》政治哲学、政治思想的分析,不难发现,进化观点、义利观点、和谐观点、因循观点、综合观点五大思想观点构成了这一伟大变革精神的主要内容。《管子》中的革新意识与创新精神给身处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我们大的启示可能就是：在这个变革的世界中与时俱进,竞争生存,唯一值得我们奉为圭臬的就是变革本身。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往往要滞后于现实社会经济的发展。今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虚心从传统政治文明和西方政治文明中汲取营养。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需要,也是维护经济改革成果,追求长治久安的需要。尽管历朝历代的清醒的政治家都从《管子》中汲取了治国理政的思路和政策措施,但是因为与漫长封建社会占据主流思想的儒家学说有异,加之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学术兴趣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包括《管子》研究在内的诸子学不兴,中国再也难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宴。直至清末,面对内忧外患,先进的人物开始思索封建社会以及儒家学说的内在弊端,并力图从包括诸子百家在内的中外思想资源中汲取营养,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但是由于近几十年来新儒家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不断扩大,“心性之学”越来越将诸子学挤压到边缘化的角度,管子学研究也概莫能外。直至今日,学界对于《管子》尤其是《管子》治国理政学说的研究与重视程度与它的重要性相比,仍是不成比例的。本文可以被看作一次力图提升《管子》思想史地位的学术努力。由于笔者的跨学科专业背景,因而在撰论文中,自觉地运用了当代社会学与政治学的某些理论范式分析解决问题,注重阐发《管子》政治哲学、政治思想中可以跨越阶级、跨越时代,具有当代价值的思想遗产。以期发挥《管子》政治智慧在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历史实践中的启迪与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