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礼”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形态,当代学者已经渐渐形成共识的是,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各式礼典的实行,经过孔子的梳理及其弟子的发挥,渐渐形成系统的文本,“礼学”成为了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礼学”的研究,经历了传统经学注疏、近代史学研究等不同阶段。不同阶段的研究有其不同的侧重点和时代烙印,《仪礼》作为“三礼”之一,当然也表现出这些特点。《仪礼》因仪节、名物繁多,学者多称难读,本文以《仪礼》当中的“乡饮酒礼”为研究对象,着重对乡饮酒礼所宣扬的“兴贤”、“序齿”、“贵贵”三大主题进行阐释。本文认为“乡饮酒礼”是新兴的周朝在治国理念上的突破和管理制度上的创新,集中表现为：人才选拔的理念突破、伦理道德的制度建构、对多重价值标准交叉的处理。这些理念和制度体现了中国先民在自我管理、自我完善上的执着追求,折射出浓重的人文关怀,给后世以无尽启迪。乡饮酒礼礼典在历代各有损益,礼义逐渐偏重于“序齿”、“贵贵”,“兴贤”之义由于科举选士等多种人才选拔方式的出现而淡化。包括乡饮酒礼在内的礼学的研究在清朝时达到了一个高峰,礼学随着清朝的衰亡由盛而转衰,西学东渐、内忧外患的压逼,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对包括礼学在内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猛烈的批判。礼典遭弃,礼文蒙尘,在现代新学科的视角下,在古今、中西的激荡中,“乡饮酒礼”当何去何从,是论文篇末的思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