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政治哲学是每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家对于社会政治生活所做的应然判断。在政治哲学范围内，人们所讨论的主要是有关社会政治生活的应然性问题，而不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描述，因此，人们在政治哲学范围里所做的判断在本质上属于价值的判断，而不是事实的判断。作为以价值判断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其基本方法是逻辑的而不是经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发展历程,也是古代中国人追问政治的内在本性、价值和意义的发展过程。本文正是要分析和研究，随着形而上学思维水平的进步，二程如何为自己的政治哲学构建了一个逻辑前提，从而在更抽象的层面上理解了社会政治中的普遍的道德法则，并在此基础上对伦理原则、政治结构、政治原则和政治理想等政治哲学问题做出了怎样的说明。对“天理”概念的形而上学论证是二程构建其政治哲学的逻辑前提。关注普遍的必然性，在更抽象的水平上把握社会政治生活的合理性和普遍原则，是古往今来的思想家近乎一致的思想倾向。但是，由于两宋以前形而上学与伦理学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分离的，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家对于应然性的道德法则的解释常常以经验观察为基础。与两宋以前儒家的思想学说不同，二程政治哲学的大特点就在于它的形而上学色彩。当二程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论证了“天理”的存在，在本体论的层面上讨论了道与器、天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也在更抽象的水平上把握了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普遍法则，从而把中国传统政治学说的哲理化程度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二程以形而上学的方法把握天理，同时也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伦理原则做出了自己的理解。首先，按照二程的理解，“天理”所凸显的独立性和纯粹性不但是理想政治的价值基础，而且成为对现实政治批判的依据。在这方面，二程关于王道与霸道的争论具有代表性。在传统儒家的政治思想中，“王道”是一个有着特定涵义的术语，一般上说来，“王道”就是符合道义原则的政治，它体现了儒家对于理想政治的追求。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和思想环境中，思想家理解和认识理想政治的路径和方式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与先秦两汉思想家不同的是，二程对于“王道”的理解不是诉诸于三代以上的圣王治国经验，而是通过对于普遍的道德法则“天理”的理解和把握，来说明什么样的政治才是“王道”，从而试图摆脱先秦两汉儒家王道便是“先王之道”的窠臼。在某种意义上说，二程的王道思想标志着传统儒家的政治哲学发展到了新的境界，也是二程思想境界的充分体现。其次，二程政治哲学虽以天理为本体基础，但绝不意味着理学家空谈心性，不重视具体的政治实践。相反，他们在当时具体政治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和看法。比如，中国古代思想家长期论辩的“义利之辨”到了宋代演变为学术和政治双重意蕴的焦点问题，二程与以往思想家对义利问题的把握大之不同，就在于他们不像早期儒家那样单纯说明二者的关系如何，而是在更高的思维水平上理解和阐述关系背后的终极原因。二程认为，“义”乃出于天理，具有超越主体的权威，有着不以人的目的和喜好为转移的绝对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因为产生于高之“天理”本体，而又有其公正性。同时，二程以公私论义利，是义利之辨的又一个鲜明特点。又如，对礼法关系问题，二程提出“礼治本于人性”的哲理化主张，从人的天性入手解决礼治的内在基础问题，进而逐步使“礼”由一种外在的仪式性升华为本己的、内在的自觉意识。同时二程高度重视法治和刑罚对于统治政权的维系作用，并将礼与法之间的紧张关系转化为教化为本，刑政为辅的有机统一。由此，二程的政治哲学在实践层面完成了礼与法的动态结合，在国家政治运作过程中时时处处彰显着德法之间的体用关系，成为后来影响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来源。第三，改革一直是宋代政治经济生活的旋律。以往学界对北宋熙宁、元丰年间进行的改革研究多聚焦在王安石身上，但事实上包括二程在内的宋代士大夫都对改革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这种努力包括为改革提出了哲理化的基础和原则，在改革的过程中，二程坚持温和而渐进的改革策略，力图避免改革的过激给国家政权造成过分的动荡不安。从这个意义上说，二程在政治改革变革面前所表现出的审慎和智慧，对今天的社会转型引发的种种问题同样具有现实启发。二程的政治哲学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随着程朱理学的官方化，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显示着强烈的德性伦理要求，但对伦理道德的过度推崇，也使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家背负“以理杀人”的恶名，成为近代以来人们对其进行批评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