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信息时代出现的一种新型交往形式——网络交往已经成为个体之间交往的重要形式之一。与现实交往相比,网络交往具有虚拟性、自主性、快捷性、跨地域性、非物质性等特征。在推动人类交往方式发展的同时,虚拟交往也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和负面影响。对此,我们迫切需要在理论层面上进行思考。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与哈贝马斯都把交往作为其哲学历史观的重要理论范畴,并依据各自的交往理论,沿着不同的理论路径阐释了社会历史的演进和发展,分别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和致力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马克思的全球视域的交往实践观在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居于基础地位。哈贝马斯则其以语言学为出发点建立的交往理性观作为主要理论基石完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哈贝马斯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确定了一个阿基米德点,通过其引入的核心概念——交往行为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重新考察,并提出新的范畴力图取而代之。哈贝马斯用“劳动”和“相互作用”(交往)取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用交往行为取代生产方式,用“系统”和“生活世界”取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新的理论框架来实现批判理论的深层次转换,即由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由目的合理性转向交往合理性。论文以马克思交往理论为导向,分别阐释了马克思交往理论和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对网络交往这种新型交往模式尤其是网络交往给人类交往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交往主体的异化和主体性困境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可行性和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