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王韬是近代资产阶级的第一代思想家、政论家、教育家、新闻工作者,曾在风雨如晦的时代里批判现实,提倡西学,倡导改革,为中国现代化贡献了毕生的精力。王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西化”程度较深的上海和香港度过,又曾旅居欧洲和日本,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使他始终站在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前沿,矢志不渝地提倡西学,形成了深刻鲜明的科学技术观。王韬科学技术观的形成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鸦片战争惨败后,清王朝陷于内困外辱的严重局势,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和文化挑战。一批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在社会思潮上鼓吹论战,先是主张“通经致用”,后又转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社会实践上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兴办近代企业,大力推行洋务运动。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也使中国人渐渐接触西方的物质文明、文化与生活方式,并逐步改变着自己的科学技术观。如同变化发展的晚清社会,王韬科学技术观的形成也有一个过程。王韬早期的世界观念是“中国即天下”,从上海墨海书馆工作以后,其科学技术观的演变经历了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怀疑与接触、认同与理解、推崇与实践等几个阶段。王韬对科学技术的理解有:以“格致”论及科学问题,把“格致”等同于制造之理,并将其列入“艺学”门下,主张运用实验、分析的方法去探寻“格致”的原理和规律,并付诸实施,取得实用的效果;王韬所称的“奇技异巧”、“利器”等与现在的“技术”含义基本一致。王韬还对科学实验的方法极为推崇,赞扬培根的科学实验精神。基于对科学技术的理解,王韬深刻体察了其社会作用:“火器之利,无敌于天下”,“以机器行事,事半功倍”,科学技术的应用还可以为市民生活带来便利。当然,在上海墨海书馆时期,囿于当时的环境和阅历,王韬也曾局限地认为中国具有不同的国情,不适宜科学技术的应用。另外,王韬还从道器关系、西学与中学关系、变易观、地球合一思想等方面,多角度系统地考察了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这些都构成了王韬科学技术观的基本内容。王韬科学技术观的内容丰富,深刻影响了洋务派与维新派的新觉醒,对维新变法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还对晚清军事、经济、科学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当时的军事改革具有很大的理论指导作用;对学习西方科技和发展现代工业具有重要鼓动作用;对中国近代教育及其科技知识具有先驱意义和宏伟价值。此外,在当时国家沉沦、人才紧缺的情况下,王韬提出的人才救国主张,也为国家选用人才提供了借鉴。即使是今天,王韬的科学技术观对我国引进与借鉴国外先进科技、提升当前科学教育、创新人才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诚然,受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王韬科技观也有一些不尽正确的地方,比如:认为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源于中国古代;西方只是在“器”的层面先进于中国,中西文化发展的终结果将是全世界在儒家文化的统摄下走向大同等,但是由于王韬生活于那个时代,他的思想也是对那个时代的反映,因而其关于科学技术的认识和观点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当时已属卓荤不群,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