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科学发现是科学活动的核心,对科学发现的研究是科学技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关于科学发现的研究可分为心智主义、文化决定论和建构主义三种解释模型。心智主义模型将科学发现看作是对自然事物和规律的反映,科学发现过程是奇异的顿悟或格式塔转变;文化决定论解释坚持标准科学观,把科学发现产生的原因归之于文化条件的成熟,当文化发展到特定临界状态时,相应的科学发现就会自然产生。但是,文化决定论解释是以文化的线性进化为基础的,这给文化决定论解释带来了诸多困境。建构主义解释主张科学发现是科学活动主体建构的社会事实,应从考察科学发现的社会建构过程来阐明科学发现的意义。但是,建构主义解释忽视了科学发现中蕴含的意志性和实践性要素的意义。为寻找一个合适的科学发现解释框架,本文从实践解释学角度,在借鉴已有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学术主权”这个概念。学术主权是某一研究领域中高的学术权力,是科学争论的现实目的。学术主权的合法性在于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学术主权研究领域内与领域外行动者的双重认同。学术主权具有宏观权力与微观权力的双重结构,表现出压制与创造的双重功能。至高无上性、唯一性和实践性是学术主权的特质,实践情境、学术规范、学术权力和学术权威是学术主权的核心要素。学术主权是科学活动主体学术抱负的实现形式,学术主权的始创人、继承人或科学精英、普通研究者与社会公众共同组成了学术主权的主体性结构。学术主权占有者与学术主权者之间的矛盾是推动学术主权嬗变的内在动因。为说明学术主权与科学发现优先权争论的内在关系,本文以微积分发明优先权争论为例,对发明优先权争论进行了博弈分析。分析表明,微积分发明优先权争论的本质在于夺取微积分研究领域的学术主权,谁夺得了学术主权,谁就能合法地将自己的成果确立为“科学发现”,进而获得发现优先权。牛顿与莱布尼茨分享微积分发明人的荣誉,其主要原因不在于流数法与微分学的相似程度如何,而在于牛顿学术同盟与莱布尼茨学术同盟实力相当、势均力敌。博弈分析还表明,牛顿和莱布尼茨在夺取微积分学术主权的过程中,采取了各种论争策略,这些策略看似理性而公正,实则以决策者收益大化为基本取向,这启示我们重新思考优先权争论的社会价值。对达尔文进化论学术主权创立过程的考察,展示了学术主权创立的一般过程和规律。尽管科学家有时并不追求直接的物质利益,但他们无时不在努力实现自己的学术抱负,在这个过程中,学术主权建构者会采取各种权力斗争策略,排除不同意见,争取更多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支持,并借助某种仪式来确立自己的学术主权。为了巩固新创立的学术主权,他们会把特殊理论一般化和标准化,再通过培养和规训新的科学行动者,使他们自愿认同和遵守某种学术主权。以往主要是从认识论角度考察科学发现的意义,将科学发现视为被纳入到某个普遍认可的概念框架下的经验事实。事实上,科学发现还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科学发现存在的基础在于其境遇性地契合隐藏在概念框架之后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和实践模式,科学发现的存在本质不仅在于认识论的合法性——经验证实和逻辑证明,还在于价值论和存在论的合法性——符合科学行动者的公意和公利,而且前者决定于后者。多重发现既非自然发生的客观事实,亦非文化进化的必然产物,而是社会建构的产品,是不同学术同盟相互较量和暂时妥协的结果。诺贝尔奖评选案例分析表明,学术主权深刻影响着科学奖励的评选。科学奖励评选机制不是客观高效的“择优机器”,而是争取和维护学术主权的角力场,科学奖励的评选结果及颁发仪式,与其说是在显示科学发展的必然逻辑,不如说是学术主权合法化和社会化的象征仪式。科学规范和祖名制是学术主权符号化、客观化的重要方式。默顿规范实质上是全景敞视的广域学术权力控制场,其目的在于假借精细的规训技术,控制和巩固学术主权。“祖名”不仅是记忆和纪念符号,还是学术主权的存在象征与合法化手段。后,总结前文,通过对自然理性和商谈理性的辩证分析,提出科学本质上是民主的,是建立在科学行动者自愿认同和相互商谈基础之上的社会产物,科学是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科学中各种不民主现象是科学之民主本质的异化和扭曲,学术霸权是其极端表现形式。克服学术霸权,除了要加强科学内部的民主监督外,还要积极宣扬科学的民主本性,推动公众理解和参与科学,但关键在于坚持理性的批判精神和自由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