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认为粮食安全是由政府提供给国民的公共产品,而且如同国防安全一样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如果不能保障好国民的粮食安全将影响到一个政府的执政合法性。粮食安全包括供给、流通、需求三个层次,一个完善的粮食安全体系应该分别在这三个方面做出保障。本文回顾了1978-1999年21年来的三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发现了一个“提高收购价->粮食过剩,政府补贴过多,不堪重负->政府进行流通体制改革->粮食产生波动->政府又不得不提高粮食收购价”的“粮改怪圈”。本文指出,作为粮食流通体制的供给者,政府改革的目标是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但这个目标受到政府财政支出的约束,这三次粮改就是政府在国家粮食安全目标与财政支出压力二者间不断做出权衡的结果。本文实证分析了作为一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粮食波动和财政支出压力对政府进行粮改的影响。本文还分析了政府改革的政策手段,认为“粮改”的政策手段包括价格手段、市场化与逆市场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本文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放到了我国粮食安全体系演变的背景下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粮食安全体系的演变包括三个阶段:1949-1952年、1953-1978年、1979年至今。在1978年家庭责任承包制改革前,政府是通过人民公社、统购统销制度来直接控制农民的生产活动和粮食的流通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978年后政府不再直接控制农民生产活动,而只通过流通环节间接影响农民的生产决策来保障粮食安全。因此,政府改革开放以来对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是对粮食安全体系的调整。通过试错的方法,从传统粮食安全体系走出来的政府逐渐学习通过流通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所以,改革的过程才呈现出一波三折、进两步退一步的现象。本文还对我国目前的粮食安全体系进行了评价。2004年以来,我国政府开始着手对粮食流通体制进行全面市场化改革,本文在最后对这项改革从粮食安全的视角出发提出了若干项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