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经济发展时刻面临着资源约束,如何妥善利用资源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一般情况下,可以用社会总福利状态来考察资源的利用效率。社会总资源可以分成资本以及非资本社会资源。其中,资本是为了增值而存在的社会资源。如果所有社会资源都是资本,社会总福利不会达到最优状态。这是因为,社会总福利状态依赖于社会中每个人的福利状态,而社会中个人的福利又依赖于社会消费品总量、社会财富分配、法制环境、自然环境、科学技术条件、国家安全、教育水平、社会风尚等等。以上这些问题,有些可以通过资源的资本形式得以解决,有些必须通过资源的非资本形式来解决。在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以及提高非资本社会资源使用效率,都会提高社会总福利状态。当两者发生冲突时,资源如何分配,依赖于何者的边际社会福利产出较高。本文集中研究资本使用效率中的资本配置效率。资本配置指的是,资本在各种使用方式之间的分配。将资本从边际收益低的使用方式配置到边际收益高的方式,会提高单位资本的产出,这就是资本的优化配置,或者说是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可见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可以提高资本利用效率。资本配置效率损失,是指某种资本配置状态与最优资本配置状态之间的差异。考察资本配置效率,首先要确定什么状态是资本配置的最优状态。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提出最适帕累托最优概念。通过其定义,将不难看出,资本配置的最适帕累托最优状态就是资本配置的最优状态。配置成本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对于本文的论述至关重要。配置成本可以分成静态配置成本、动态配置成本两大类。配置成本又可以分成预期外信息成本、配置风险成本、以及常规配置成本。预期外信息成本来自于预期之外的投资收益率波动;配置风险成本来自于投资者风险非中性;常规配置成本来源于具体配置过程中发生的状态改变。常规配置成本可以分成常规静态配置成本以及常规动态配置成本。动态配置成本全部都是常规动态配置成本。它来源于配置过程中与配置速度相关的状态改变。常规配置成本还可以分解成进入成本、过渡成本、以及退出成本。笔者证明了,当外部性为零,并且配置成本为零时,市场自发的力量可以引导资本配置从当前状态进入最优状态。借助科斯定理,进一步证明了,当产权清晰,并且配置成本为零时,市场自发的力量可以引导资本配置从当前状态进入最优状态。因此,为了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我们需要清晰界定产权,以及降低配置成本。笔者还证明了,不管产权是否清晰,当配置成本为零时,市场自发的力量会使各种投资方式的收益率趋于相等。研究资本配置效率损失时,笔者把总体效率损失进行了分解,这样有利于把握各种损失的来源。以下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假定产权清晰,并且配置成本为零时的资本配置效率为U1;假定配置成本为零时的资本配置状态为U2;假定现实资本配置状态为U3。U1与U2之间的配置效率损失来源于产权不清晰。可以证明,U2代表的资本配置状态是均衡态。这个均衡态的特征是,此时各种投资方式在每个时点上的投资收益率都相等。U2与U3之间的配置效率损失来自于配置成本。假定预期外信息成本为零、配置风险成本为零时,资本配置状态为U21;假定预期外信息成本为零时,资本配置效率为U22;假定常规动态配置成本为零时,资本配置效率为U23。U21是资本配置的一种均衡态,其特征是各投资方式的周期利润率相等。U2与U21之间的效率损失来源于常规配置成本。U22也是均衡态,特征是各投资方式的风险折减周期利润率相等。U21与U22之间的效率损失来源于配置风险成本。U23同样是均衡态,在U23状态下,各领域的风险折减周期利润率差异小于常规静态配置成本。U22与U23之间的效率损失来自于常规静态配置成本。如果不把瞬时均衡看作一种均衡状态,那么U3不一定处于均衡态。U3具有向U23收敛的趋势,收敛过程中导致的配置效率损失来自于动态配置成本。最后,笔者对我国工业领域进行实证研究,考察工业领域的配置效率以及配置成本。文章采用权益净利率作为投资收益率指标,用变异系数方法测度各领域的投资收益率差异,并且通过考察新增投资与权益净利率之间的关系,解释配置效率变化的原因。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定义了一些概念,希望这些定义能成为此类研究的基础。这些概念包括:配置、配置成本、最适帕累托最优、潜在配置剩余。笔者引入了一些新的分析方法:财富增长曲线法、关联性检验方法。并从一些新角度去思考问题:比如从状态改变的角度去思考成本。研究中,笔者还将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扩展到永久效用假说,并且放松了科斯定理成立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