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风险投资是现代高科技项目的孵化器,对于促进高新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发展风险投资业,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风险投资业的探索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叶,但总体来看,我国风险投资业还不发达,尚处于起步阶段,远未发挥出其支持技术创新和发展中小型企业的应有作用,对于经济增长及其结构调整升级的贡献率也远远小于发达国家。本论文以转轨时期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模式为研究对象,其主要原因是不同的国情,其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模式不尽相同。风险投资业之所以能在美国等一些国家获得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通过长期的摸索已经逐步形成了适合本国国情的风险投资发展模式;而中国风险投资业起步晚,还远未建立起适应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因此,如何在转轨环境下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风险投资发展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全文共九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提出研究思路、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等;第二章对国内外风险投资的研究现状进行述评,总结归纳国内外风险投资研究的特点,特别是指出国内风险投资研究的不足;第三章是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部分,对产业绩效决定理论、信息以及风险理论和转轨经济理论进行总结归纳,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第四章是风险投资业发展实践的国际比较,主要系统综述国际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实践情况,比较、分析并总结不同国家的风险投资运作模式、主要特点和经验教训;第五章对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现状进行与评价,首先概述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现状特点,然后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风险投资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指出中国风险投资发展存在的制度缺陷;第六章对转轨时期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产业模式进行分析,提出转轨时期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目标模式,并从风险投资业发展的主体和内部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分析;第七章对转轨时期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组织模式进行了分析,主要对各种风险投资组织模式进行对,指出中国风险投资业应采用的组织模式;第八章对转轨时期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外部支持环境进行了分析,从政策环境、产权制度环境、法制环境、人才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论述了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外部支持环境;第九章为本文结论部分。通过上述问题的分析,本文形成的研究结论是,发达国家的风险投资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美国的“民营官助”模式;二是欧洲的“大企业联合、政府参与”模式;三是日本的“官民结合”模式。从各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实践来看,美国的“民营官助”模式更有利于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对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我国风险投资业虽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但总体水平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风险投资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水平的得分为62.15。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官办官营”是中国风险资本运作机制的致命缺陷;融资渠道窄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风险资本结构;缺乏成熟的风险投资家;风险投资公司的管理水平不高;退出渠道门槛较高阻碍风险资本的退出。基于中国经济基础和转轨特点,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的目标不能仅仅定位于高新技术产业,片面求新求高不仅不利于一般新兴中小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及适用型技术的应用和创新,也不利于风险投资的发展,很可能使风险投资从一开始就局限于一个狭窄且风险集中的领域,从长远来讲,也不利于高新技术的发展。中国风险投资业的主体应当是国内外基金、债券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同时,促进中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必须采取分步建设的发展战略,建立多层次、有效的、完善的市场退出机制。而根据对风险投资组织模式的对比分析,本文提出我国风险投资组织模式应主要采用有限合伙的组织形式。同时,风险投资业的发展需要完善的外部支持环境,这种环境包括人才环境、资本环境、法律环境、政策环境及产权制度环境等。我国现阶段风险投资业发展环境的建设还不完善,所以要结合国情,吸收和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中国风险投资业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支持环境。总结来看,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是:首先,提出必须从市场结构和产权结构双重视角考察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模式;其次,运用模糊数学模型对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水平进行了定性评价;再次,提出基于中国的经济基础和转轨特点,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的目标不能仅仅定位于高新技术产业,同时中国风险投资业的主体应当是国内外基金、债券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最后,提出中国风险投资组织模式应采用有限合伙的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