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论文主要从制度的重要维度——合约实施效率角度切入,讨论了中国地区产业比较优势和地区产业出口规模的微观决定机制,为解释中国经济转型中制度对地区产业比较优势的作用机制提供了理论与经验逻辑一致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思路。在地区产业比较优势决定机制研究方面,讨论了合约实施效率对地区比较优势三种决定机制：专用性中间投资作用机制、债务融资作用机制、外资区位选择机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地区合约实施和产权保护制度通过对地区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而对地区出口规模决定机制。在地区产业比较优势第一种决定机制研究中,我们在垄断竞争背景下构建了一个专用性中间品合约不完全实施模型,模型研究表明,合约实施制度不完备会导致事前投资激励扭曲,进而对地区比较优势产生影响,合约实施效率高的地区在专用性中间品密集使用的产业具有比较优势。我们利用相关数据对这个命题进行了检验。另外我们还发现外资流入规模和企业的规模大小对地区对外贸易结构有显著影响。在地区比较优势第二种决定机制研究中,我们垄断竞争背景下构建了一个债务融资合约实施模型,模型明确了合约实施效率通过“金融扩张效应”对比较优势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合约实施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债务融资中利率更低,融资规模更大,产品价格更低,导致合约实施效率高的地区将在资本弹性高的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相关的经验研究支持了上述地区比较优势的作用机制,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地区合约实施、地区金融发展和地区比较优势形成三者的关系。在地区比较优势第三种决定机制研究中,我们拓展了前面的合约不完全实施理论模型,考虑了合约实施效率对外资企业利润和区位选择对外资企业影响,以及最终对地区比较优势的影响,研究发现,那些属于专用性中间品使用密度较高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更倾向于流向合约实施效率高的地区,当合约实施效率较低地区的要素成本优势不够显著时,外资总是选择在合约实施效率高的地区,从而导致FDI产业地区分布结构性差异。这些结论在经验上得到了有力的支持。由于外资企业通常具有较高的出口倾向,这种FDI产业地区分布的结构性差异构成了地区比较优势重要来源。在地区出口规模决定机制研究中,我们借助于新经济地理学的思想构建了一个两国三地区的开放垄断竞争模型,分析了合约实施效率和产权保护制度对地区出口差异产生影响的微观机制。地区合约实施效率和地区产权保护制度质量影响到地区出口企业生产效率,进而影响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制度质量的地区差异成为地区出口规模差异的重要来源。相关面板数据经验研究表明：除了区位优势差异、外资分布差异和地区金融发展差异是地区贸易差异的重要来源外,合约实施效率和产权保护制度质量差异对地区出口规模差异产生了显著影响,而且影响力呈逐年上升趋势。在1998-2004年期间,相对于其他控制变量,制度对于劳动生产率和地区出口规模差异的解释力处于上升的态势。论文的政策含义是十分清晰的,即对转型经济体而言,合约实施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改善功能。首先是将有助于缓解专用性中间投入扭曲,从而改变FDI区位选择和地区对外贸易比较优势；其次是有助于地区金融扩张,使资本弹性较高行业获得动态比较优势；再次,合约实施效率改进不仅仅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资,而且有助于外资结构的改善和技术溢出水平的提高,这个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国内东西部之间的直接投资和相关的产业转移；最后,随着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提升,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比重不断上升,出口产品对制度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地区出口差异对于制度差异越来越敏感,制度质量对于地区企业生产效率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越来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