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国内外经济学界就没有停止过对危机根源的探讨和争论。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立场的人认为是“放松金融监管”、“政策失误”、“低估风险”等因素造成了危机的爆发。他们低估这次危机的严重性，持盲目乐观态度，认为金融危机会很快过去，世界经济也会迅速恢复。但在随后危机的现实面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处于尴尬境界，大多数人对危机持续发酵默不作声，只有个别人还在强辩，还有极少数人愿意认错。持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立场的学者对危机严重程度和前景估计的比较现实，他们承认这场危机的严重性，对危机的前景很不乐观，不仅担心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更担心西方发达经济体可能因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债务危机陷入多年停滞状态。2008年之后，政府救市、强力干预经济，使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成为西方国家抵御危机的法宝。但好景不长，在随后两年里，人们发现凯恩斯主义不仅没能够帮助世界经济走向繁荣，反而引发了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使各国对凯恩斯主义提出了质疑。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场的学者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源依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生产过剩的危机。金融危机有两种形式：一是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二是银行信用的货币危机或金融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从形式上看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是银行信用的货币危机，事实上西方政府为了解决生产过剩问题，选择了个人信贷透支消费和国家财政赤字经营、发行国债等模式，结果造成收入较低的群众及依靠财政赤字、发行国债生存的国家，拉长资金链条，为世界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最终导致次贷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本文也持此相同立场，认为这场危机并没有超过马克思危机理论的逻辑。本文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将危机产生的原因分三个层面：一是最深刻最隐秘的本质原因，即资本本身；二是现实因素：即生产扩大和市场扩大的不一致，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工人和人民群众的贫困，利润方面的限制、利润率下降又加剧竞争，生产过剩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限制的五大要素；三是间接因素：商品价格的涨落、扩大企业增加工人的数量、把非生产资本变为生产资本和提高资本的生产率、利息率的降升、熟练工人的外迁和移民、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再生产中两个部类之间出现不平衡、现有资本的周期贬值和日益增长的积聚、信用制度、流通的通货量、奢侈品的消费、战争和革命事件等因素。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爆发有最本质的因素，也有现实因素和间接因素，危机的构成是复杂的，不是单一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本质因素是资本，而现实因素和间接因素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当代国际金融危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新特征：一是次贷危机和财政危机陷入恶性循环；二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负面影响；三是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并存。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从现实和间接因素某一个角度分析的，因而对危机新特征的分析是片面的，没有抓住本质。这场危机并没有超过马克思危机理论的逻辑，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人民日趋贫困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刺激消费——个人透支消费——国家财政赤字经营——经济暂时繁荣——无力偿还——支付链条破裂——个人违约——次贷危机爆发——加剧经济危机——国家违约——主权债务危机爆发”，这场危机的根源仍然是金融资本扩张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强制平衡，是生产相对过剩引发的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本文提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又一次严格的检验和强有力的证明，要从根源上解决经济危机，就要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一是要正确把握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内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是在哲学方法论上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我们要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批判西方经济学中的错误思潮，借鉴其科学合理内容。二是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贫富悬殊过大加剧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我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建设中，要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实现共同富裕，预防金融危机。三是加强独立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未来几年，我国经济面临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GDP增速呈放缓趋势，利率市场化步伐加快、人民币汇率波幅加大，民间借贷等一些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警示我们，我国银行业需要从这次危机中汲取经验，从识别国别风险、构建风险文化、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推进商业银行稳健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