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渐进式改革及社会结构的变迁,我国区域经济政策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调整和变化。以效率优先、重点发展为基本指导思想的倾斜式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促进了东部沿海、内陆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导致我国在地理空间上逐渐形成了东中西三大地带的经济发展格局。到九十年代末期,随着地区发展差距越来越大,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也适时地发生了改变,以缓解地区差距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制约。1999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十五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旨在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的“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充分地表明了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的重心实现了由效率优先向公平优先、由地区差异化发展到地区平衡协调发展又一次的过渡。我国区域经济政策虽然发生了转变,但是即使如此,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仍然是目前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现状。面对着我国地区经济发展这种不平衡性,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分析,不仅有利于掌握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总体趋势,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确定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还可为区域经济长期发展以及相应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效的建议。如今,研究和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文献非常多,但这种传统的区域经济增长收敛分析还存在着以下几点问题：首先,随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建立和不断发展,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而来的收敛模型已成为研究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主要实证分析模型。然而,传统收敛模型以区域之间相互独立为假设前提,忽视了地理空间因素的问题,即现实中地区间存在的空间依赖和空间自相关性。正是这种空间自相关性的出现使得普通最小二乘估计(OLS)产生无效估计和不可靠的统计推断。其次,国内虽然有大量的文献研究我国地区经济收敛问题,但是现有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研究在地理空间尺度上仍多是以省际区域收敛或是以东中西三大地带为主,很少有文献直接研究地理空间尺度较小的细分单元经济收敛的问题。对于以上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研究现存在的两方面问题,本篇文章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分析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区域上相应地做出了调整和变化：其一,方法上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工具Moran指数值工(通过构建空间权重矩阵)检验区域空间自相关性,将空间效应引入到传统标准的经济增长收敛模型中,再进行空间计量实证分析；其二,基于现目前区域经济增长收敛分析研究区域正从地理空间大尺度向地理空间小尺度变化的趋势,而且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不断推进和深入,成都经济区作为四川省经济实力最强、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区域对全省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将会带来重要的引领作用。所以,本文选取成都经济区各县(市、区)作为研究区域,对其区域经济增长绝对β收敛现象进行专门的研究。本篇文章的首先是运用了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分别通过构建基于邻接(Contiguity)关系的空间权重矩阵和基于距离(Distance)束关系的空间权重矩阵,利用Moran指数值工研究了成都经济区60个县(市、区)2000-2011年人均GDP的空间相关性,结果Moran指数值Ⅰ都显著地大于0但Moran指数值工大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与之同时基于邻接关系的空间权重矩阵的Moran指数值Ⅰ大于基于距离束关系的空间权重矩阵的Moran指数值Ⅰ,这说明了2000年以来成都经济区各县(市、区)人均GDP存在空间相关性只是其相关性正在趋弱而且空间相关性具有随着距离增加而减小,随着距离减小而增大的特征。为进一步分析成都经济区各县(市、区)局部的空间相关性,先后通过Moran散点图、LISA显著性图以及LISA聚集图对成都经济区的局部空间分布特征分析及相关显著性进行检验,发现成都经济区各县(市、区)大多呈负负值(LL)的空间聚集分布特征而在成都市辖区周围邻近区域却呈现明显的高高值(HH)的空间聚集分布特征,但随着时间推移空间聚集特征有弱化的趋势。成都经济区各县(市、区)经济发展空间上存在的聚集现象说明空间相关性的影响,很可能会影响着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在验证成都经济区存在经济空间相关的基础上,本文运用空间滞后模型(SLM)以及空间误差模型(SEM)并分别引入基于邻接关系的空间权重矩阵和基于距离束关系的空间权重矩阵,研究了成都经济区各县(市、区)人均GDP增长的收敛性。通过模型选择的依据Moran检验、Lagrange Multiplier (error)、Lagrange Multiplier(lag)、Robust Lagrange Multiplier (error)以及Robust Lagrange Multiplier(lag)检验,结果表明基于距离束关系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滞后模型是更优、更适宜的模型设定。由此,通过最大似然估计的参数估计结果,可知收敛系数仍然是一个负值,但绝对值比传统收敛模型小。这说明了成都经济区内在考虑空间自相关后,仍然存在着经济收敛；但由于邻近地区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对地区人均GDP的年均增长产生了明显推动作用,区域局部的空间聚集及空间溢出效应使成都经济区域空间经济结构趋于稳定,这种效应减弱了地区经济增长与初始人均GDP的负相关性,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成都经济区各县(市、区)经济收敛的强度。结论还表明了,在成都经济区区域经济发展上应当加强区域尤其是相邻近区域间的合作,利用资本、劳动、技术及知识在地理空间上的溢出扩散效应,加速地区经济的增长,逐渐缩小成都经济区目前存在的较大经济差距。为此对于成都经济区未来具体的发展道路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思考。第一,提升首位城市,深化区域合作、协调各方利益,依据各地区要素禀赋优化产业布局。第二,创造公共产品和服务均衡化的基础环境,尤其是要完善区域内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劳动力、资本、技术、知识以及资源等各类生产要素在区域内自由畅通流动,从而让成都市作为核心增长极的扩散效应能够得以有效释放。第三,完善成都经济区的整体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增强区域内成都德阳绵阳及其各县(市、区)协同辐射扩散效应,以及乐山、雅安等部分县(市、区)的辐射扩散作用,真正实现多点多极支撑的发展战略。按照本文章节内容的安排,具体如下：第1章为引言。该章主要对成都经济区研究背景、发展现状进行相关阐述,指出了分析成都经济区经济发展空间相关性及收敛的现实意义、可能的创新点,除此还简单介绍了本篇文章的研究方法及有待改进的不足之处。第2章为相关文献综述。这部分回顾了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有关国家或地区间经济收敛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国内与国外的最近几年来经济增长收敛方面的论述和研究；同时,该章还指出了区域之间具有空间依赖和空间关联性,传统标准的绝对收敛模型忽视空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地区间相互独立为假设前提的普通最小二乘估计(OLS)对现实情形的拟合不再有效。第3章为主要理论与实证基础。对于区域经济究竟是收敛还是发散的问题,不同的理论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预测,基于此,本章简单介绍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以及空间计量经济学、空间计量模型(空间滞后模型以及空间误差模型的介绍)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Moran指数值Ⅰ、Moran散点图、局部Moran指数值Ⅰ等)、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基于邻接空间权重矩阵与基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等内容。第4章为成都经济区空间计量收敛模型的建立。该部分首先阐述了成都经济区这一研究区域的数据来源及处理,通过得到的各地区的人均GDP空间分布四分位图对成都经济区发展现状进行直观的空间描述性分析,初步掌握成都经济区内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和差异；最后根据相应的空间计量模型建立成都经济区的经济收敛模型：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第5章为成都经济区的空间相关性以及收敛的实证结果。这一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运用Moran(?)旨数值Ⅰ、Moran散点图及LISA聚集图依次对成都经济区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验证成都经济区人均GDP存在空间相关性,同时指出成都经济区经济发展的空间聚集变化特征；再基于两种空间权重矩阵构建空间计量收敛模型(SLM、SEM),并依据相应的判别规则从中选择最优的空间收敛模型,最后估计出收敛系数,判断成都经济区经济发展的收敛趋势；最后,简要地对成都经济区的经济收敛机制进行分析。第6章为结论及成都经济区未来发展的建议。本文最后的一部分是在总结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为全篇文章下一个完整的结论,并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对成都经济区未来进一步发展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虽然本文对成都经济区各县(市、区)经济空间相关与收敛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但在研究方法、变量选取及机制分析上仍有一些不足之处,尚需进一步完善。第一,基于不同空间关系规则的矩阵的构建,相对比较简单。将现实中复杂的地理空间相关影响简单地抽象为地区相邻的影响高于不相邻的影响,所以还需不断改进和优化。第二,在解释变量的选取上,仅仅是把人均GDP这一指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依据,还是较为绝对化和简单化。第三,本篇文章只是分析成都经济区的经济增长的收敛,而对影响区域经济收敛的因素及其内在收敛机制还缺乏详细深入地研究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