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交往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个体是在交往过程中逐步完成社会化的。交往使得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当下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方针,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而要实现和谐的人际关系,健康、良好、平等的人际交往是其基本路径。现代社会是一个飞速发展的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不断增多,交往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创立儒学思想体系时,也建构了极为丰富的交往理论,它产生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旨在为在动乱的社会中改良社会以及重构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指明道路、提供方法。这种理论以“仁学”作为指导思想,其内容极为丰富,主要包括诚信交往、和善交往、中道交往、慎重交往、反对宗派形式交往等,同时,先秦儒家特别注重交往工具即语言在交往中的运用,形成了独特的语言交往观。在交往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礼”的交往行为规范,并认为交往实践是培养理想人格的他律途径。先秦儒家交往理论对整个中华民族乃至整个大中华文化圈内的人际交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其影响力依然巨大。站在整个儒家思想影响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儒家交往在实践中形成了整体主义至上,重人伦讲亲缘,重和谐与信任,人情化浓郁等特征。由于受到农业文明时期小生产意识长期影响,中国古代人们在交往中也存在着保守狭隘性,独立自我的缺失,偏狭的整体观,互相防范的信任危机等众多的缺陷。历史已将我们推向全球化的时代,站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审视先秦儒家交往理论,继承这些充实的精神遗产,为解决目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人际交往的“异化”问题,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将不无裨益。通过先秦儒家的交往理论同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做简要对比,我们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对话对于回应现代性的危机具有某种现实意义,尤其是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先秦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等交往理念对处理好国家之间的交往更具有借鉴意义。我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对人际交往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交往方式产生巨大变化,表现在交往范围的扩大化,交往主体的自主化,交往形式多样化等方面。同时也呈现出社会转型时期交往的互利性、网络性、商品性和短暂性等特征。当然,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时期的人际交往也出了诸如交往主体沦为手段、交往主体纯粹追求金钱以及交往主体间的情感严重淡漠等“异化”现象。当下中国正在构建和谐社会,而构建和谐社会关键要构建和谐人际关系,构建和谐人际关系,要靠人们在健康、平等、诚信的交往过程中得以实现。那么,怎样克服交往中的“异化”现象,如何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呢?第一,倡导平等、互助、真诚的交往原则。第二,引入并培育诸如独立与合作并存、人际信任与“契约信任”相互融合等现代交际因子。第三,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净化社会环境,通过制度手段保障交往的有序性。第四,提高人的素质,促进开放式的人际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