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明清之际乃一大的变动时代,变动不仅体现在王权更替上,更深刻地体现在思想转换上。这一时期的思想家都表现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总是在理学或心学之间徘徊与纠结,孙氏奇逢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本文将他的《四书近指》和《晚年批定四书近指》视作蓝本,以人我合一的角度剖析他《四书》观乃至整个哲学体系的建立。整个文章的思路是按照外→内→外的模式进行的。首先从思想性上考察历史上《四书》研究各有侧重点,宋明算是一个高峰,之后锁定明末清初这一时代,能够发现此时政治上少数民族统治现状造成整个学术研究氛围当然也包括《四书》研究氛围重心向形下考据倾斜,但是论述温和,思辨性不强使得思想冲突不明显,进而推出孙氏解《四书》有时代烙印,也综合当时众家所长加以注解的风格特色。这可以说都是在外围上给文章的主体部分做铺垫。本文的核心在于从原典出发,深入孙氏所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文本,分别选取不同的焦点总结论述,其中涵盖为政、为学、为人等多个方面。当然也反映了孙氏《四书》学思想的基点,即立仁心,合人我。当然,还有“为学”的旨归,在孙氏眼里,行政之术、为人之方都可以通过学去改善,这是他需要借助注《四书》而发扬的观点。后跳出孙氏鲜明思想之外,从外围将其与朱子比较,这次比较更注重相异性。一个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一个是心学的继承者,理论根据不同,方法亦迥异。社会背景和学术承统决定了在方法上前者注重缜密推论,后者偏向随心随性。总之,孙氏的《四书》学思想值得研究,哲学理论价值也正是本文需要挖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