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关注的是中国哲学史前史的问题,即以人文德性为特色的中国哲学是如何在旧有的上帝宗教思维中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殷商的上帝宗教是人文德性的诞生地,它是一个以上帝为至上神的混合了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宗教模式,其特点是上帝不直接对人间说话。所以,人间的帝王要想获得上帝的旨意,就只能借助占卜以及死去的王帝的显灵,而这种借助媒介的沟通方式实际上为人文因素的进入开了方便之门。所以,在盘庚迁殷这一事件中,因为人的意志和占卜结果的大相径庭,使得占卜的应验性和如何判断问题被提了出来,这样,盘庚不得不引入利民的思想来劝说反对者服从他的命令。同时,王帝的非普遍经验性困难也被显现出来,对此,盘庚提出重德的思想加以解说。正是在盘庚迁殷的时候,利民和重德这两个人文德性的因素被吸纳入上帝宗教的解释体系中来,可是,它却事实上开始对上帝宗教发生解构的作用。人文德性对上帝宗教重要的一个解构因素就是价值判断标准被赋予给了上帝,这是祖己对祖庚所进行训诫的哲学意义。上帝不再是原来那个没有标准而肆意妄为的神了,而变成了依照义与德为标准而进行赏罚的具有人文色彩的神。尽管这里的义和德都是很外在的行为标准,但确实是人文德性的一大发展。而到了殷商后期,也就是纣王时代,随着天下局势的改变,逼迫着殷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上帝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以纣王为代表的一批人,认为上帝是血缘的,但却是在初授命之后就对人间再也无能为力的,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不顾所谓占卜的结果而肆无忌惮的享受自由,这是一种由人自身欲望的极度膨胀带来的机械论的上帝观,是从负的方面对人文思想的一个发展。以父师为代表的一批人,虽然在情感上不愿放弃自己的旧的上帝,但在理性上,他们已经认识到,上帝不可能是血缘民族的,而必定是公共的万民的,这一个认识,将上帝由人格神推向了理性神。在殷商灭亡之后,箕子以遗老的身份对旧有思想进行了总结,他在占卜中把人谋看作相当重要的因素,把上帝和人帝的高行为标准都规定为利民,但他的思想中还有很多古朴而混杂的地方。真正能算得新的人文德性思想之开辟者的是武王。武王作为周人的领导,是战胜的一方,他当然也要对自己这样一个本来的小国何以后能战胜殷商进行总结,同时他也要安抚住战败的殷民。武王思想的核心,就是他全新的至上神观念。他正式将至上神赋予了公共的以人文德性为价值判断原则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核心观念下,他能在临死前的继承人问题上置占卜于不顾,同时又能有一个较理性的生死观念。可以说,通过武王的努力,上帝宗教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已经难以继续维系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已经不得不转换到人文德性的思维模式了。但武王因为死的太早,所以他来不及完成这一根本的转变,继承武王而终将人文德性的思想确立为人们思维的出发点的,是周公。总之,经过从殷商中叶到周初这三百余年哲学思想的演变,上帝宗教的思想逐渐隐退,而人文德性开始成为中国人哲学思维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