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政治哲学研究如何使个体在群体中充分实现?或者说,如何“使个体达到自身?使群体达到统一?”儒家将之落向人伦、即在人人之际实现,其何以特重人伦?儒家的政治理想——三代、王道,祖述尧舜时都特别强调其仁孝的品质,相比较而言,似乎并不着重其他方面的事迹与特质。为什么要在政治中极力倡明并推行以孝为本,天下归仁的孝道政治?“亲亲”、“尊尊”之中包涵着中国人一种什么样的情结和对生命的体认?今天的中国人如何从历史中反观并确证到自己当下的存在?孔孟讲仁、义、礼,后皆落实在孝悌上,人之始于孝悌,终于孝悌,孝悌是人性初的展开和后的完成,人必须“以善生善死来承担起他对宇宙的责任。”按劳思光语,儒家“不奉神权、不落物化”而高扬“德性我”,孝悌作为此一德性自觉之真实义,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将孝悌视为“人与禽兽相去者几希”的人之大伦与人的内在规定性?由此见出,儒者认为人安身立命重要、可靠的东西是什么?这些问题和关注后都指向孝悌,传统的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仁孝的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更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因而仁孝文化乃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印度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本文即从“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文本解读入手,通过对仁、孝之基源义的梳理,并比较其他文明,来探析孝仁礼中所包涵的关于人是什么、人的本质及其自我确证的认识,阐明仁孝之实在于一体感,是对一体感的自觉追溯与回归,而追溯一体感乃是不同文明之问的共通性。横向而言,仁孝源于天人合一、人我同感、万物一体之“大我”—Being；纵向言之,仁孝是“祖孙一身、夫妻一体、君臣合体”之历史的我与相续的我—beings；并以合乎宇宙秩序、道德秩序之人问情感来统合内外,情理交融,目的和手段同一共在。依此一体三维之式建立人问秩序,于个体成就仁孝为本的君子人格,于全体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衷共济、一体大同之王道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