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近代,西方列强的兵舰洋炮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在救亡图存的时刻,西方富强的秘密是什么?如何使得造出坚船利炮的近代科学在中国飞速发展起来以改变积弱积贫的局面?这些问题引发了很多人的思考,严复、胡适即是其中的两位。在思想文化决定论和化约精神的指引下,二人都认同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从思想文化入手,而方法论的近代化、科学化是其中的关键。在谋求方法论近代化的历程中,出于现实的生存状况与理论论争的需要,严复、胡适对传统所作的深刻反省与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有偏于西学一隅之嫌——至少是在言语层面上。然而他们在有见于中西方法论之间存在着时代性差异——古与今之分的同时,也意识到近代科学方法论在中国的确立并不是脱离民族性特征的简单移植的结果。所以在实现中国方法论的科学化、近代化的进程中,严复、胡适二人都努力把近代科学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加以沟通,使其能安置于有根基的土壤内。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融通是不自觉的,常常流于比附;而后者则比较自觉的意识到自己学术努力的方向,在于从先秦非儒学派、宋明理学以及清代朴学中寻找中西方法论的共同点和结合点,为传统方法论的更新指明路向。在这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一种“中国文化情结”,而非仅仅是崇洋媚外的奴性意识。实际上,在二者身上,“西化”(以西方文化变革中国传统文化)与“化西”(以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西方文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与认可中国传统文化,这两者往往纠结在一起,既有矛盾,同时又保持一种内在的张力。因而,那种纳严复、胡适于“全盘反传统主义者”、“民族虚无主义者”名下的主张,显然是有误读、值得商榷之处的。进一步深入思考,我们亦能在严、胡二人的独特文化观中寻得被“误读”的根源。任何类型的文化都是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民族环境中创造的,既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内容,也有只属于某民族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质,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体。各民族文化之民族性没有高下优劣之分,都有存在的理由和意义;而文化的性质由时代性所决定,处于不同时代和历史发展阶段的民族文化因此划分出先进与落后、优越与低劣。因此,虽然严胡二人把中西文化之差别的实质归结为“古今之别”,有助于人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