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旨在以问题为中心勾勒近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中国的历程，并试图通过对历史轨迹的追寻，获取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有益启示。近代以来，内外交困的中国社会以国富民强为主旨，在左冲右突中寻觅新路。这就把生产力问题历史地提到国人的面前，从而滋生出对于科学的生产力理论的殷切期待。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先进的中国人对生产力的作用已渐有所识，并触及到须变革社会制度以推进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这些初步的识见成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传入中国的铺垫，而时人没有也无法回答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则有待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予以解决。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既具深邃的社会本体论意义，又具体展开为社会革命论和生产力发展论之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概念的科学制定及其相互间辩证关系的深刻揭示，构成经典作家诠释社会历史和人的本质、依照历史发展内在规律“重建”社会历史进程的基本前提，历史观领域的根本性变革由此萌动勃发。应用于对现实社会运动的指导，社会本体论意义上的生产力理论进一步展开为社会革命论和生产力发展论，前者为社会革命的合理性提供了充分论证，后者则为推进现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指南。社会革命论和生产力发展论是生产力理论的必然表现和展开，就此而言，生产力理论确可谓是“体用不二”。对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揭示，使生产力理论赢得了科学的品格，而它所认定的社会历史发展目标，同时也是人们价值追求的真切实现，在这一意义上，生产力理论实现了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从俄国革命的启示中，中国人开始理解并信仰生产力理论。对生产力理论社会本体论意义的认同，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从进化论走向唯物史观的标志。而俄国革命的胜利更激发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俄为师，发动社会革命的信念。在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李大钊等人遵循着列宁思想的内在理路，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给予落后国家能否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以肯定的回答。而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看法的笼统甚至有失偏颇之处，则对后人产生了消极影响。从总体上来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生产力理论的把握是较为全面和准确的，李大钊在对马克思主义“修正”之中体现出来的成熟态度尤为可贵，但由于种种原因，李大钊等人加以纠正的如不宜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等问题非但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反而在后来者的视野中突出起来，这其中有着深刻的理论教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走出照搬别国经验的阴影，从生产力理论出发寻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据，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对象、力量、任务等，得出了经过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科学结论，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获得的理论成果转化为成功的革命实践，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的民主革命道路。立足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毛泽东阐述了新 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总体构想，对新民主主义生产关系、生产组织形式、工业 化等问题提出了深刻见解，并在根据地这块试验地上得到切近的验证和进一步 丰富。但是，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也使得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这些对建国之后的经济建设和生产发展不无影响。 建国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解决运用生产力理论 ＿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新问题。建国初期，党的工作重心及时转移，并在探索 有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但是，面对发展生产力的新任务， 毛泽东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以社会革命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在经济建设和生产发 展中，仍然试图用社会革命的方法来解诀生产力发展论的问题。五十年代后期 以后，发展生产方法“不对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生产关系的不断提升被当 作推进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群众运动被作为经济建设和实行“技术革命”＿的基本途径等等，结果不但未能有效推进生产进步，反而给经济建设带来了很 大危害。在阶级斗争思维模式的作用下，毛泽东在其晚期思想和实践中逐渐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并终走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在生产＿力理论上落入了体用倒置的巢臼。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以及平心等理论工作者 在实践中的纠偏和理论上的反思，尽管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 但他们所做的工作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邓小平以生产力理论为基石，创立了“以经济 建设为中。c’”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范式——邓小平理论。从生产力理论的基本 原理出发，邓小平在崭新的意义上提出并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遵循生产力发展论的内在要求，邓小平提出并实践了 建?